1.把一种叫思念的情绪说出来 
　　马：杨黎，请你看一下表，看看现在几点了，看看我们要谈多久。 
　　杨：16点10分。 
　　马：16点10分的北京。很多年以前，食指有一首诗歌叫几点钟的北京来着？ 
　　杨：X，一上来就谈这个啊。谈这个干什么呢？我不喜欢这首诗，也不喜欢这个人。早上8点的北京、早上6点的北京、早上4点的北京，好像就是这些傻乎乎的东西，我是看过的，但现在记不得了。 
　　马：哈，我也记不得了。但是我最近读到你一首诗，《将爱情进行到底》，读了以后就记住了，前几天我还背出来了，没错吧。这是来北京以后写的吗？ 
　　杨：不是。那首诗很早了，还是2000年春天，在成都时写的。跟《打炮》是一个时候写的。那时候又写《打炮》，又写《将爱情进行到底》，又写了《夜渡》那些短诗。你说起它，我真有点脸红。 
　　马：我的意思是，这样的诗歌也很好，它是抒情的，你用极为普通的意象，比如蝴蝶、花朵什么的，表达了对时光流逝的一声叹息，忧而不伤。为什么要反抒情呢？ 
　　杨：我虽然不认为诗歌应该抒情，可是我也没有认为诗歌应该反抒情。实际上应该是，我刚到北京的一个月之内，就写了11首抒情诗，那真是很抒情的。
　　马：你好像也反语感？
　　 杨：是的。开始我是提倡语感的人，而且写过类似的文章，发在1986年的《深圳青年报》上，叫《激情止步》，后来我反语感。我认为语感是最后的语义，也是最大的语义，更是最本质的语义，在这个前提下我开始反语感。语感是文化的，肯定是语义的。对我们来说，要彻底地、全面地清除语义，就必须反对语感。当然，为什么要清除语义，我们可以一块来谈谈。这不仅仅涉及到诗歌的根本，更涉及到人的根本。　      [进入全文]

诗人在不写诗的时候干什么？
    这个问题曾经困扰了我很长一段时间。
    那时我还小，相信“没有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就没有正确的生活。”至于正确的生活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这些诗人们四处流窜或者蜗居一方，狂喝滥饮或者低斟浅酌，衣冠楚楚或奇装异服；有的开公司发了财，有的做生意亏了本；有的雄心勃勃，有的颓废堕落，有的像小老头儿有的象老顽童——倘若没有他们笔下或口头的诗篇与诗论，你会觉得他们与这个世界的芸芸众生并无不同。
   写到这里，我似乎有些接近诗人们的真相，那就是：诗人们只能够、也只应该在语言中象诗人那样活着。就象猿猴和人的基因差异只有1%那样，诗人与我们的差别也只有那么一点点——但就是这一点点决定了他们是诗人而我们是我们。
    这些游手好闲的家伙，肆无忌惮地游走在世界边缘，象一群诺斯替教徒或者共济会分子，窝居在词语的洞穴里，梦想着用词语搭建一个又一个
“美丽新世界”，并认真地为这个世界该搭在哪个词上而无休止的絮叨和争吵，全然不顾洞穴外轰轰烈烈的市场经济和两岸局势——那对于他
们而言，都是“虚假的存在”。

啤酒瓶就放在窗台上。
   窗户是打开的。窗台上，还有一盆花。一盆花，这个说法不太完整。具体地说，这是一盆菊花，叶子不大，叶子几乎全部枯萎，变黄了。有几片是绿的颜色，小小的，但的确很少。从远处看，它们很容易被忽略。它们被上面的叶子遮挡住，只露出更小的叶尖。只有在阳光特别明亮的时候，才有可能被细心的人察觉到。同时，这也应该是一棵生长在野外的菊花，它被人弄到花盆里，已经很久了，没有人给它浇水，也已经很久了。要不然，它为什么就这么枯萎着？春天的季节，该长出来的，不会太晚，当然也不会太早，它们总是来得恰到好处。就像两扇窗户，一扇被推开，一扇独自紧闭着，而啤酒瓶，恰好就放在窗台的中间，一点也不像是房间里的摆设。房间很乱，花也没经过任何修饰。
    这盆花，很好看。至少在加饭眼里看来，的确是这样的。有些好，根本就说不出来。

2。加饭，男，25岁。
两年前，他23岁。那一年，他最喜欢的地方是脑袋上的天空。于是他从南方来到北方，以为可以离天更近一些。一路上，火车开多远，天空就有多大。等到他发现天空已经足够大的时候，他没有继续往北。再往北就是爱斯基摩人的天空了，那里除了巨大的冰川，就是走在冰川上的北极熊。他在温带附近稍作停留，很快又离开去了南方城市，因为那里有他最喜欢的雨季。…… [进入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