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雪峰全集》出版座谈会暨新书首发式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创建六十五周年及12卷本《冯雪峰全集》正式出版之际，中国作家协会、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主办《冯雪峰全集》出版座谈会暨新书首发式，以纪念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任社长兼总编辑、著名诗人、作家和文艺理论家冯雪峰同志，深切缅怀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党的文艺战线的卓越领导者和实干家光辉战斗的一生，和他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文化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座谈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馆、义乌市政府承办。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副总裁李岩、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管士光、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应红、《冯雪峰全集》编委会主任陈早春、义乌市副市长王迎、冯雪峰家属及相关亲友、研究专家出席了座谈会。活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主持。

　　革命家冯雪峰

　　冯雪峰1903年6月2日出生于浙江义乌一个农民家庭。青年时代，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大革命浪潮的感召下，他以满腔热情追求真理，追求革命。他阅读李大钊的著作，研读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社会革命理论。1927年6月，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下，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对国家民族的解放事业和党的文化事业忠心耿耿，无私奉献。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冯雪峰在上海组织领导左翼文艺运动，参加筹建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沟通党与文化界和鲁迅的联系。他曾担任左联党团书记，团结大批进步作家，同国民党的文化围剿进行顽强的斗争。1934年，他参加了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抗战爆发前的民族危亡之际，他重返上海，冒着生命危险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了大量工作。皖南事变后，他被捕入狱，在上饶集中营，历尽磨难，坚持斗争，忠贞不改。新中国成立后，冯雪峰曾担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文艺报》主编等文艺界、出版界的重要领导职务，为国家文化事业的发展尽心竭力。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间，冯雪峰长期身处逆境，精神和身体受到严重摧残，但他仍然表现出对党的坚定信念，和坚韧不拔的崇高品格，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文学家冯雪峰

　　冯雪峰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在文学创作、文艺理论与批评、翻译等多方面都有着显著成就。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他与诗友在杭州西湖之滨成立湖畔诗社，共同出版诗集《湖畔》、《春的歌集》，抒发了五四新一代青年希望摆脱封建禁锢、追求美好理想的心声，清新隽永的风格洋溢出蓬勃的青春气息。这是中国新文学史上最早的白话诗集之一，也使雪峰赢得了“湖畔诗人”的声誉。二十年后，雪峰在上饶集中营狱中写下的《真实之歌》及后来修改精选的《灵山歌》以深沉的情感、博大开阔的意境表达了一位成熟的革命者在炼狱中生命的燃烧和思想的升华。

　　冯雪峰的杂文创作深得鲁迅杂文的精髓和神韵，从“左联”时期开始，到抗战末期和新中国成立之前，他创作的杂文视野广阔，内容多样，从乡村到都市，从文艺问题到社会问题，到更深层的精神文化现象都有深刻的触及和剖析。作品赞美人民的质朴，崇尚历史变革的力量；对民族的劣根性及精神上的颓废、空虚、平庸、庸俗给予了深刻的批判和无情的嘲讽，极接地气的话题带来令人震撼的艺术表现力。他的杂文集《乡风与市风》《有进无退》《跨的日子》等，都是现代杂文史上的杰作。

　　冯雪峰在现代寓言的创作上更是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他的文学创作肇始于诗歌，而绝笔于寓言。在现代文学史上，把寓言当作一生钟爱的文体，写下几百篇寓言，又改编国外寓言的，只有雪峰。雪峰的寓言继承中国古典传统又有开拓创新，在揭露黑暗、讽刺时弊和文化意蕴的呈现上与他的杂文有异曲同工之处。而作品中简单的故事，激越的情感，丰沛的思想智慧，隽永精妙的语言又使他的寓言富有诗性的光芒，成为其诗歌创作的继续和延伸。雪峰为中国寓言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因此被誉为中国现代寓言的奠基者。

　　冯雪峰对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建设上的贡献也有目共睹，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从1926年起，在革命文学兴起之初，急需理论引导的情况下，他以高远的眼光和极大的胆识魄力，引他山之石，有系统地翻译介绍《新俄文学的曙光期》《俄罗斯的无产阶级文学》《新俄的文艺政策》及普列汉诺夫的《艺术与社会生活》、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之社会的基础》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俄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思潮、文化建设动态方面书籍。还翻译介绍了列宁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书籍和高尔基、夏目漱石等作家的作品。同时也以开扩的胸襟和视角翻译了匈牙利玛察的《现代欧洲的艺术》，在国内几乎最早系统介绍了未来派、立体派、表现派等欧洲现代派文艺思潮。前后共出版翻译著作十三种，发表单篇论文三十多篇。他以自学的日语功底，以顽强的“硬译”精神，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为独树一帜的翻译家。他还和鲁迅一道编辑出版了“新俄文艺论述丛书”“科学的艺术论丛书”“文艺理论丛书”等，对指导中国新兴的革命文艺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革命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在“革命文学”论争、“两个口号”论争等文学论战中，他的理论文章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导引作用。他的《革命与智识阶级》《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论〈保卫延安〉》《中国文学从古典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一个轮廓》等都是中国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的经典篇章。

冯雪峰（前排左一）与鲁迅

　　冯雪峰与鲁迅

　　冯雪峰与鲁迅非同寻常的友谊，是他生命中重要的也是令人倾慕的一部分。1928年5月，冯雪峰写下《革命与知识阶级》的时候，尚未与鲁迅相识，在鲁迅受到围攻的情况下，雪峰在文章中充分肯定了鲁迅的功绩和“五四”文学传统，对鲁迅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这年底，冯雪峰与鲁迅相识，成为鲁迅晚年最亲近的学生和战友之一，在鲁迅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发挥了纽带和桥梁的作用。在白色恐怖中，他们共同冒着生命危险编辑《前哨》，纪念牺牲的“左联”五烈士。在鲁迅逝世前半年，冯雪峰作为中央特派员从陕北回到上海，向鲁迅介绍党的方针政策，使鲁迅加深了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和信赖。在鲁迅病中，他代替鲁迅草拟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等多篇重要文章，对维护左翼文艺界的团结，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陈望道曾经这样评价：“冯雪峰不但受了鲁迅的影响，也时时刻刻企图影响鲁迅的。”冯雪峰以宣传鲁迅，研究鲁迅，弘扬鲁迅精神为己任，写下许多关于鲁迅的重要著作，积极评价鲁迅作为文学家、思想家、社会批评家这样一个“伟大存在”，充分肯定鲁迅的历史地位和功绩，被公认为是鲁迅研究的权威和“通人”。新中国成立后，冯雪峰致力于鲁迅著作的注释和出版工作，并写下大量回忆鲁迅的文章，为鲁迅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出版家冯雪峰

　　冯雪峰也是杰出的出版家，为新中国的文学出版事业做出重要贡献。1951年冯雪峰受命组建人民文学出版社，他高瞻远瞩地提出要以“国家出版社的规模”为发展目标和出书范围。认为国家出版社应“以提高为主”，实行“提高指导下的普及”，在拟定出版方针时，提出要出版中外文学名著，不仅要有延安以来的工农兵文艺，还要有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不仅要有现代文学，还要着手古代文学遗产的整理；不仅要有苏联文学，还要有欧美等国家的古典名著和现代名著的系统介绍。这个思路和构想后来被概括为：古今中外，提高为主。这成为新中国文学出版工作的指导性方针，全面奠定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国家级专业文学出版机构建立和发展的良好基础。冯雪峰还从全国各地调集大批专家、学者和富有经验的出版工作者，组成高素质的编辑出版队伍，迅速开展工作。

　　冯雪峰始终坚持以繁荣创作为出版社首要任务，大力扶持新的创作，发现和培养新的作家。在他的领导下，出版社及时有效地组织出版了大量优秀的新作品。在他任职的七年中，出版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当代创作近500种，其中被称为“红色经典”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保卫延安》、《暴风骤雨》、《新儿女英雄传》、《铜墙铁壁》、《野火春风斗古城》、《吕梁英雄传》、《林海雪原》等著名长篇小说，影响了几代人，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这些图书显示了新中国文学事业的初步繁荣，成为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冯雪峰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参与者，他十分珍视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的优秀传统。在他的精心组织下，鲁迅著作通过注释本《鲁迅全集》和各种单行本，真正成为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文学图书。他主持出版现代文学的标志性作品《家》、《子夜》、《骆驼祥子》、《女神》等数十种，出版四十多位现代重要作家的各类选集，并启动了《瞿秋白文集》（4卷）、《郭沫若文集》（17卷）、《巴金文集》（14卷）、《茅盾文集》（10卷）等大型图书的编辑出版，使五四新文学的成果第一次得到系统的整理，展示了我国现代文学的巨大成就。

　　冯雪峰十分强调我国新文学与古典文学的传承关系，在他的指导下，1952年9月出版了新的整理校注本《水浒传》，标志着新中国整理出版古典文学的开端。在当时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人民日报》为此专门发表短评《庆贺〈水浒〉的重新出版》，肯定了重新整理古典文学的方向。随后雪峰主持制订了《整理古典文学选题计划》，相继整理出版《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儒林外史》、《聊斋志异》、《封神演义》、《牡丹亭》、《西厢记》等主要古典名著，编注出版了重要的古代诗人、散文家、戏曲家的个人选集30多种。还以“文学古籍刊行社”的副牌印行古代总集、别集、专集、小说、笔记等善本图书68种。中国古典文学在雪峰的主持下得到系统的、有计划的整理，集中展示了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面貌。

　　雪峰认为外国文学的输入，对我国新文学的形成和发展有重大影响；建设我国新文学，必须吸取世界各国优秀的文学成果。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社起便大量翻译出版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恰巴耶夫》、高尔基的《母亲》等充满革命激情和爱国主义精神的苏俄革命文学作品。同时，冯雪峰还主持制订《世界文学名著介绍选题计划》，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翻译出版外国文学名家的主要作品，以及各国重要作家的代表性作品。到1957年底，翻译出版了41个国家的文学图书530种，涵盖外国文学的各个门类。还启动了《莎士比亚戏剧集》（12卷）、《高尔基选集》（17卷）等大型图书的翻译出版。这些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输入，丰富了我国人民的文化生活，也为国内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雪峰还重视出版普及性的图书，自1953年起安排出版“文学初步读物丛书”四辑80种，以“艺术出版社”、“戏剧出版社”的副牌，出版大量为读者喜闻乐见的民间文学、曲艺、歌曲、电影剧本、传统戏剧等图书，以满足不同文化层次读者的需要。

　　在冯雪峰主持工作的七年中，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各类图书2200多种，创立了高起点、多门类、多层次、多样化的图书格局，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对这样一位筚路蓝缕，为出版社的建立和发展付出了巨大精力和心血的创业者，我们永远怀着崇高的敬意。

《冯雪峰全集》第一卷封面

　　《冯雪峰全集》：全面汇总雪峰各时期、各领域的创作

　　今年，在冯雪峰逝世四十周年的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冯雪峰全集》。一直致力于为他人出书，为国家出版事业出力的编辑出版家冯雪峰的著作首次得以全面的整理出版。在文学创作方面全集收录冯雪峰的《湖畔》《真实之歌》等诗集4部（包括合著），和集外诗歌30首，小说散文多篇。冯雪峰所写第一篇文学作品《到省议会旁听》收在集外诗歌中。全集收录《今寓言》、《雪峰寓言三百篇（上卷）》等寓言集4部，改编国外寓言故事集《百喻经故事》、《富翁造三层楼》，以及集外寓言和首次整理面世的寓言遗稿60余篇。冯雪峰平生最后的文学作品《锦鸡与麻雀》收在集外寓言之中。杂文论文方面收录《乡风与市风》等杂文集3部，《过来的时代》《论文集（第一卷）》等论文集5部，以及近百万字的集外杂文与论文。全集还收录两个不同版本的回忆录《回忆鲁迅》和少儿读物《鲁迅和他少年时候的朋友》、电影文学剧本《上饶集中营》。这些创作于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几乎涵盖了文学的各种形式，全面反映了冯雪峰一生的文学成就。

　　如前所述，冯雪峰在翻译国外文艺理论及文学作品方面也是埋头苦干，成效卓著。冯雪峰努力从事翻译工作的时候，也是他只身一人，生活艰辛的时期。但他还是以普罗米修斯舍身盗火的精神，引来异国之光明火种，以助中国新文学的蓬勃发展。全集以三卷的容量收录了他留下的将近一百五十万字的翻译著作。这些书籍在当时出版以后产生了重要影响，有的还曾再版，但之后因各种原因，没有重新整理出版过。这次集中收入全集，不仅为雪峰的翻译实践做了一个全面汇总，也为中国现代翻译史留下了早期翻译状况的宝贵资料。在这些生涩稚拙的翻译文字中凝聚了译者的艰辛、执着和热情，是今天的翻译者所无法重复的标本。

　　除文学和翻译之外，全集还收录了冯雪峰的书信、日记、编务文稿、政务文稿函件和外调材料等，可以说内容相当丰富，并且具有非同一般的价值和意义。书信部分是冯雪峰1922年至1975年间与作家、文学研究者、同事、亲友和有关机构的通信160余封，大部分都是以前没有公开发表过的。日记写于1965年至1975年间，也是根据未发表的手稿收入。这些资料从一个侧面记录了冯雪峰的工作生活状况，特别是其中“四清”和“干校”时期的日记，也为时代留下了记录。编务文稿是冯雪峰从事编辑工作时为所编刊物而写的消息、补白、编刊后记，为所编图书而写的编辑说明、审稿意见、编辑计划，为出版社起草的工作安排、规章制度等有关文字，也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政务文稿函件收入冯雪峰长征时的笔记资料，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的工作报告、函电，及其他有关政务工作的文字。今年是中国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冯雪峰留下的长征笔记涉及红军第一军团长征经过的地点及里程、经过的民族区域、所处的环境状况、经过的名山著水关隘封锁线等情况，是长征的真实记录和研究长征的宝贵资料。

　　冯雪峰1936年4月奉中央之命重回上海，负有艰巨的使命。一方面与鲁迅联系，沟通党与上海文化界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为重建上海地下党组织，并团结各方力量贯彻中央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而工作。这期间他化名李允生，战斗在党的隐秘战线，他以秘密的书信和报告的形式为陕北中央输送了大量情报资料，为党的决策提供参考。编辑《冯雪峰全集》的时候，我们尽可能搜集了现在可以公开发表的书信和报告，这些既是冯雪峰不惧艰危为党工作的见证，也是党史研究的宝贵资料。

　　外调材料是“文革”时期冯雪峰应单位、机构或个人出于调查或证明的需要，被要求写下的历史材料，是对历史事件或人物活动情况的证明。全集中收录的外调材料写于1966年至1973年，约有200篇，80余万字，主要写作地点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湖北咸宁干校。冯雪峰经历丰富，与政界、文化界甚至军界高层都有交往，所以当时前来找他写材料的很多，在出版社里，经常能看到雪峰趴在光线昏暗的楼道一端一个乒乓球案子上不停地写。一般先用铅笔写下底稿，然后根据要求再誊抄出正式稿上交。誊抄使用复写纸和圆珠笔，需要同时复写好几份，给各方存留。由于写作誊抄量大，还要用力复写，冯雪峰拿笔的右手中指都变形并起了厚厚的老茧。冯雪峰在上海迫于地下工作的要求，无法写日记，也不能留下任何文字方面的记录，这些外调材料都是凭当时的印象和记忆写成。我们从中可以明显地发现，虽然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行文中不可避免地带有那时的特点和各种被迫戴上的空帽子，但冯雪峰坚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力求客观地叙述事实，还原历史。对不能肯定或记忆不清地方便直接说明，决不乱写。这些材料涉及中国现代史、文学史上的很多重大事件和各类人物，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外调材料的底稿是在被收缴之后即将付之一炬之时，被当时出版社的编辑陈早春先生抢救出来交还给冯雪峰的。对外调材料的收录，全集遵循“基本不做改动，保存历史原貌”的原则。外调材料这样的文字出现在作家全集中是极其少见的，这样大的分量，更是绝无仅有的。

　　冯雪峰作为有着多重身份的重量级人物，作为党的文化将领，始终置身于时代风云的潮头，是历史的亲历者、见证者和记录者。《冯雪峰全集》无疑已经不是一般文学意义上的全集，而是一部承载着丰富内容，超乎文学之上的大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