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欢乐颂》中5个生活在上海的妙龄女郎，让人联想起近20年前“生活”在纽约的另外4个“大龄”女青年——专栏作家凯莉、律师玛兰达、画廊经理夏洛特和公关经理萨曼莎。她们是经典美剧《欲望都市》中的角色。细究起来，我觉得眼下的《欢乐颂》和1998年推出第一季的《欲望都市》，差的可能不仅是近20年的时间而已。

　　对于绝大部分中国观众来说，《欢乐颂》中的故事是有说服力的。因为剧情中有太多与当下中国社会现实似曾相识的桥段。

　　最“写实”的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几乎每个剧中人物的父母，对子女的生活、工作、择偶各个方面，“手都伸得很长”。比如，关雎尔的妈妈来到上海的出租屋里，第一件事情就是不由分说地强行帮女儿拆洗被褥、打扫卫生。樊胜美长到30多岁，依然无法从家里“独立”出来过上应有的个人生活，相反，她重男轻女的家人，对待家中的这个女儿，一直是予取予求、“嗷嗷待哺”的吸血状。

　　剧中人物父母对于子女择偶的干涉，也让人大开眼界。曲筱绡和包奕凡的“富一代”母亲，都是“太后”脾气十足，亲自上阵以各种奇怪的方式去打探子女对象的情况。剧中其他两个年轻男性角色应勤和王柏川的父母，对于自家儿子的择偶也少不了指手画脚。

　　相较之下，《欲望都市》中4个单身女人的生活则完全是独立的，她们的家庭和家人，从来没有影响她们成年后的生活轨迹。剧中唯一一次演绎“婆媳冲突”，是夏洛特和出身上流社会的婆婆之间的矛盾。然而，这一矛盾，最终也以非常“现代”的方式解决了——夏洛特据理力争地为自己争取到了更有利的婚前协议的条件，并成功阻止了婆婆对二人婚姻生活的干涉。

　　除了亲子关系，《欢乐颂》中5个女孩身处阶层差异是显而易见的。《欲望都市》中也没有避讳社会阶层分化这一现实。事实上，女主角凯莉只是出身于一个母亲早逝、家庭负担也不轻的郊区家庭。而凯莉的好友夏洛特则来自从小就可以学习马术的富裕家庭。

　　但是，这种出身的不同，并未对她们成年后的生活，带来显著的困扰或优势。这真正让人看到，纽约这座城市带给不同阶层的可能性。反观《欢乐颂》中的人物，剧中每个成年人的生活，即使身处高度现代化的上海，也还处处带着原生家庭的优越感或局限性。

　　再说感情这一重头戏。《欲望都市》中的人物在情感世界中也有不少狼狈和尴尬的时刻。但必须要提的一个“三观正”的典型例子是，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的米兰达，身为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最终找的终身伴侣是一名酒吧的酒保。阶层和收入的差异，没有阻挡两人的结合。这个例子让人看到，一段感情中，没有谁规定，男人一定要是经济上负担更多的那一个；而一个有底气的女人，可以凭借自身的优秀，在婚姻中“更自由”地选择更纯粹的爱情。在这方面，《欢乐颂》中的樊胜美是一个截然相反的例子。她对于男朋友王柏川的依赖，对于房子、车子的营营苟苟，让人为这段感情随时会被现实压力打垮而捏一把汗。

　　而在性的层面上，《欲望都市》中的性观念和《欢乐颂》中对“处女情结”以及“婚前性行为是不是就不自爱”的讨论，确实就像是21世纪和清朝的区别。

　　对于物质与感情、男女关系、性这些问题，从《欲望都市》这部剧来看，似乎在近20年前，美国人就已经想明白了，而在当下的中国社会，许多问题还处于浑沌状态。

　　当然了，必须说的是《欢乐颂》在反应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实方面是成功的。电视剧本身也只是反映了社会现实。而上述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是当下中国社会的问题。

　　《欲望都市》也许并不是那么写实的。在另一部美剧《新闻编辑室》中有这么一个桥段：电视台的小记者麦琪在一次和闺蜜吵架后，对着一车正在进行“《欲望都市》主题之旅”的游客吼出了真正典型的“纽约单身女性“生活真相：“我不会穿高跟鞋上班，因为真正纽约单身女性的工作并不只有画廊开幕；凯莉靠给不知名报纸写800字的专栏，就可以赚得荷包满满，但我刚刚花掉身上的最后7美元，还和我的闺蜜吵了一架。而且我的闺蜜也不会在周三的下午来安慰我，因为她也有工作。”

　　但是，不写实，那又怎样？

　　《欲望都市》依然是有说服力的。透过这部剧，观剧者会相信，纽约是可以生长出那样故事的地方，“大龄”单身女性也可以在大都市中以那样洒脱的姿态活着。不过，回过头来想，如果把《欲望都市》的故事从纽约搬到上海或北京，它还会那么有说服力吗？我有点怀疑。

　　一个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是：当下的中国是否有生长出这样故事的土壤？还是说，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目前还只能生产出婆媳矛盾、育儿焦虑的故事？

　　要有这样的电视作品，先要有在现实生活中，让“大龄”单身女性们能够独立地、自由且自主地生活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