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不读文学,可能会失去好奇心

2017年01月16日11:42   解放日报
《喜剧作家》 止庵 著  中信出版社《喜剧作家》 止庵 著 中信出版社

  ■本报首席记者 顾学文

  选择与迷惘,幻想与失去。

  学人、随笔作家止庵,以五部短篇小说结集而成的《喜剧作家》,重温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个鲜活又沉闷的年代。

  书中人物,在各自的生活里无所适从,意义和价值成为他们的人生重负;但若是卸了这重负,“人生不过如此”,却又抓不住那个“如此”。

  “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同时也清楚地知道他寻找不到;这些动着的人和车,这些不动的房子和墙——那个怀抱,那种安慰,他寻找不到了。”

  四分之一世纪的距离

  1987年,诗人西川、欧阳江河等参加诗刊社举办的“青春诗会”,提出“知识分子写作”;小说家方方发表了《风景》,池莉写下《烦恼人生》,格非创作了《迷舟》,苏童完成《一九三四年的逃亡》;这一年,止庵却决定停止小说和诗歌写作。

  停笔30年后,他从友人的地下室翻出昔日以“方晴”之名发表与未发表的泛黄手稿,整理、挑选后以如今的“止庵”之名结集出版。

  面对四分之一个世纪的距离,他喟叹:“方晴”从此成前世。

  读书周刊:听说30年前您把自己年轻时写的几十万字小说手稿都焚毁了,如今出版的这5个短篇小说怎么被留了下来?

  止庵:我很早就开始学习写作了,1973年我还是个中学生的时候,就写了部长篇小说,30万字,足足1000页稿纸。我有个“毛病”,一张稿纸上只要有一个字写错了,就必须扔掉重写,所以那时家里常常是满地废纸。

  大约在1985年,我重读这部小说,感觉当年写它完全是浪费时间,就烧了。焚毁几十万字小说,指的是这个。在那之后,我又写过一部长篇小说,稿子也不在了,大概也被毁掉了。

  到二十几岁时写了10多篇小说,大部分都发表了。我保留了当时的手稿,和90多箱书一起,存放在朋友家的地下室里。2008年,那时我母亲还在,她问我,你不是写过好多小说么?于是我就去朋友家把手稿找了出来。去年年初,出版社问我要书稿,我就挑了5篇出来给出版社。

  读书周刊:当年为什么停笔不写小说了?

  止庵: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比今天要重要得多,但就是在那样的年代,我的小说虽然都发表在省一级的文学刊物上,却没有引起很大反响,这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多少是一种打击。之后我就一直写非虚构和随笔类的东西。活到今天这个年龄,我并没有再去做小说家的想法,出这本书对我自己只是一种纪念。

  不过,30年没写小说,但我始终没有远离小说,我一直在读小说。

  读书周刊:很多人到了一定年龄就不读小说了,而偏重社科类书籍。

  止庵:我倒是认为,小说有别的文学形式无法替代的东西,它具备以下三种独特的能力。

  一是想象力。非虚构作品不可以太有想象力,而优秀的小说一定是想象力非凡的。像阿根廷的博尔赫斯、意大利的卡尔维诺、塞尔维亚的帕维奇,这几位作家用文字表现出来的那种想象力,是很难从电影等其他影像艺术里找到的,他们创造出一个完全不存在的世界。

  二是穿透力。哲学类、社科类的书籍也有穿透力,但它们的穿透力是十分理性的,而小说带着感性的穿透力,更有人性的温度。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的命运,给我们的启示,比任何一本哲学书都深刻。

  三是克制力。高明的小说家,会谨慎控制自己的情绪,不会纵容自己沉湎于对笔下人物浅薄的同情中。比如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那种冷静的态度背后,其实是带有更辽阔视野的悲悯。

  如果人到了一定年龄就不读小说、不读文学作品了,他可能慢慢会失去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

  它们还没有“死”

  五部短篇小说,带着风尘,远道而来,孤零零的,却不悲伤。

  今天的年轻人读着它们,像隔着迷雾笼罩的河流,明知素昧平生,心里却生生地腾起一种熟稔的感觉,边读边寻找过去年代那个与自己同样年轻的作家。

  “我喜欢那个年代的作家,他们对文字有着崇高的敬意。”一位“90后”读者这么说。

  读书周刊:这些年里,您常常担任一些包含小说在内的奖项的评委,今天的您,是如何评价过去的您写下的这些小说的?

  止庵:这30年来,我一直在读小说,知道一点好坏,回头去看自己当年写的,知道哪些东西是坏的,没有再出版的意义,也知道哪些东西还不坏,甚至还挺有意思。我选的这5个故事,它们还没有“死”。

  作品“死”还是没“死”,本来不应该由自己来评判,但所幸时间给了我这个资格。我已经不是30年前的那个我了,有了客观看待它们的从容,就像在看别人的作品一样。

  读书周刊:这样一本回望和重温的作品,得到了不少年轻读者的喜欢。

  止庵:对此我很欣慰,也许这些故事和今天的年轻人还有所沟通,而不是过去留给今天的遗迹。

  比如《姐妹俩》,讲的是妹妹如何想方设法嫁给老外以离开生养自己的城市,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出国潮的一个缩影;《墨西哥城之夜》讲的是男人和女人离异后不得不还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尴尬;“貌似要活色生香的开始,但是却不咸不淡地无疾而终”,这是《世上的盐》中所描述的与今天迥然不同的“艳遇”风格;而在《走向》中,我想表达的是,我们可以忠于内心的选择,离开濒临死亡的婚姻,但即使我们无法达到本初、纯净、原始的觉悟的彼岸,也请在人性的表达上诉说一些饱含良知的词句。

  这些故事和今天的一些情形多少还是有勾连的。

  读书周刊:您的随笔非常有特色,两年前,《惜别》一书感动了很多人。小说和随笔在写法上有何不同?

  止庵:写小说像在布一个局,要把读者引入最后的结局,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不自然。小说还需要描写,可是,随笔就像此时此刻我俩的聊天,我不需要对着你描述窗外那棵树。写法不一样,连写作的态度都不一样。小说是一种创作,需要无中生有,而写随笔是要把一切都放下,两个知己聊天,连声音都没必要说得很大,更不用交代很多背景。我更喜欢写随笔的态度。

  读书周刊:您的随笔文字,清淡如茶,无喧哗矫饰,情感留白处恰当自然又耐人寻味,有一种特别干净的感觉。这部小说的文字呢?

  止庵:小说的文字要比我现在写随笔的文字年轻,可能更诗化,也就是丰富些,活跃些。那是当年一个年轻人的文字,不过那时的文字还没有受到港台歌曲的影响,更没有受到网络的影响。

  我现在写随笔用的语言,是“老”的,灵魂大概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

  徒劳何尝不是一种悲壮

  五个故事中,《姐儿俩》是消磨,《走向》是缠绕,《墨西哥城之夜》是撕破,同名小说《喜剧作家》是现世,而《世上的盐》则是幻想,通通带着孤独,娓娓道来,不必悲也不必喜。

  关于喜剧,鲁迅曾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

  悲剧和喜剧从根本上讲是对人生的本质的认识,以此来区分,悲剧是以“人生”、“有价值”为前提,喜剧是以“人生”、“无价值”为前提。人生本是一个东西,悲剧和喜剧都是对它的看法。悲剧是正的,喜剧是负的;悲剧是向上的,喜剧是向下的;悲剧最终张扬人生的价值,喜剧最终消解人生的价值。

  这就是《喜剧作家》。

  读书周刊:您给集子添加了题记,摘自马克·斯洛宁《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一书中关于茨维塔耶娃的部分,里面说:“她置身于历史之外生活、幻想和创作;她也意识到这一点,有一次说道:‘我与我的世纪失之交臂。’”由此,“我与我的世纪失之交臂”是否可以概括这5个故事中的人物的共同命运?

  止庵:他们就像从A点出发,要到B点去,他们很努力地走,可走了一阵子,一看,还在A点,甚至倒退了。

  读书周刊:这样的徒然,会不会让人绝望?

  止庵:看你怎么理解了。如果我们不把成功当作价值判断,那么,这种徒劳何尝不是一种悲壮?一只小蚂蚁把一颗饭粒千辛万苦拖回蚂蚁窝,结果发现蚂蚁窝被毁了,这是一种悲壮;小说里,一个人努力地去爱另一个人,努力地去挽留他,结果两人的关系比原来还遭,但至少他努力了。

  读书周刊:也许正是这一点,“击”中了现代人的心灵。

  止庵: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当年这些小说没有引起多大反响,可能是因为那时主流小说的调子是比较高的,讲述各种成功,而我的小说里这种徒然的努力,和今天那些漂在城市里的心灵,有所契合。

  不被人喜欢和被人喜欢,可能出于同一个原因,这挺有趣的。

  读书周刊:首部小说集的出版,会重新引燃您写小说的热情吗?

  止庵:我说过我没有再做小说家的企图,但我确实计划再写一部,可能还是个长篇。因为这次整理旧物,我发现自己在1989年2月至1990年2月间,关于一部小说的构思写过很详细的笔记,写了一些人物小传,甚至小说的若干片段,一个完整的故事就放在那儿,它曾经陪我走过一段,我想把它写出来,就像对老朋友有一个交代似的。除此之外,我真的不会再写小说了。

  读书周刊:可以透露是个怎样的故事吗?

  止庵:我想写两种人,一种人是有过去的人,离不开自己父辈的遭遇,想对过去有个了断;另外一种可以说是没有过去的,只关注当下和未来。其实我们现在的人都是没有过去的人,大家看着一样的人生目的,追逐着一样的物质上的成功。我的小说想写人怎么面对自己的过去,我想拿这个小说去回望我经历的那个年代。

  止庵

  学人及随笔、传记作家,出版有 《惜别》《周作人传》《樗下读庄》《神奇的现实》等二十余种著作。做过医生,当过出版社副总编辑,如今是自由恬淡的笔耕者、读书人。

(责编:agat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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