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捷尔纳克与马雅可夫斯基 1924年

　　该如何在帕斯捷尔纳克、马雅可夫斯基、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这几位俄罗斯“白银时代”的明星之间一较高下？也许这是个伪命题，正确的做法是——听从另一位“白银时代”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的那句话：“不应拿伟大诗人们相互对比，应当为我们拥有如此之多了不起的诗人们而喜悦。”

　　虽然不能对比，这些人却成为彼此的镜像，显现出迷幻的映照风景——其中，帕斯捷尔纳克仿佛一颗恒星，不由自主地吸引同时代那些伟大的诗人们围绕在他周围。

　　马雅可夫斯基

　　固执地寻死VS热烈地求生

　　他们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帕斯捷尔纳克热烈地求生，马雅可夫斯基固执地寻死，后者在1930年用自杀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抒情命题。但二人的共性——“博大的形式和宏伟的诗学体系”（德·贝科夫语）让他们相互亲近，但这只是短暂的蜜月期，二人很快就分道扬镳。

　　狂暴的激情

　　当帕斯捷尔纳克在文坛初露头角时，以马雅可夫斯基为首的未来派诗人正积极探索新的艺术形式，作品充满浪漫主义表现手法。在帕斯捷尔纳克的青年时代，曾把浪漫主义当做感知世界的方式。自从与马雅可夫斯基相识，年轻的鲍里斯就为他夸张的诗歌朗诵激动得“神魂颠倒”，“我被马雅可夫斯基迷住了，见不到他大有一日三秋之感”（引自《安全保护证》）。马雅可夫斯基曾为帕斯捷尔纳克朗读自己的诗歌《悲剧》，那股“狂暴的激情”让鲍里斯“震惊”。

　　渐行渐远的爱

　　20世纪20年代中期，帕斯捷尔纳克开始创作长篇叙事诗《施密特中尉》和《1905年》，此时他对浪漫主义愈发排斥，“它那不适合我的华丽风格会限制我的技艺”。马雅可夫斯基创作中的浪漫主义成分加重后， 帕斯捷尔纳克和他逐渐疏远。十月革命后，马雅可夫斯基“从造反派变成一群空谈者的头领”，写了很多混乱的诗歌，帕斯捷尔纳克对他那近乎疯狂的革命激情忧心忡忡，他公开劝说马雅可夫斯基离开“列夫”（全称“左翼艺术阵线”），离开未来主义圈子，未果。

　　20年代末，马雅可夫斯基日益失宠，帕斯捷尔纳克却走向舞台中央。1927年3月的讨论会上，马雅可夫斯基引用批评家阿勃拉姆·烈日涅夫的一篇文章：“当时代推出帕斯捷尔纳克——马雅可夫斯基便隐没在阴影中。”1928年4月，为了安慰被国家抛弃的马雅可夫斯基，鲍里斯给他写信，“我理当更加热忱地以更加实际的行动来爱您”。随后，马雅可夫斯基退出“列夫”，两人却深陷冲突。

　　未达成的和解

　　1929年12月30日，两人最后一次尝试和解。在文艺界一场晚会上，帕斯捷尔纳克对马雅可夫斯基说，“不管怎样自己都爱着他”。但还是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整个争吵中，马雅可夫斯基说：“不，就让他走吧。就这样他还什么都不明白。”四个月后，马雅可夫斯基自杀，帕斯捷尔纳克徘徊在卢比扬卡路口的一间屋子里，对着马雅可夫斯基的灵柩放声痛哭。之后，他写下《诗人之死》。

　　二十七年后，帕斯捷尔纳克越来越想撇清两人的关系，他在自传性散文集《人与事》中说，“我们之间从未有过亲密的交情”。随着与自己过去的梦幻告别，马雅可夫斯基的形象终于从他心中淡去。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与女儿阿丽娅 1924年摄于捷克

　　茨维塔耶娃

　　书信中相遇VS生活中相会

　　两人都不能抗拒诱惑，“渴望尝试一切，然后才加以拒斥”（德·贝科夫语）。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之间存在一种神经质般炽热的亲近感——长达13年的书信往来足以说明一切；然而，由于彼此异质的热度，两人始终不能将梦幻的通信转化为美好的相遇。

　　十三年书信诉衷情

　　茨维塔耶娃是一个流亡国外17年之久的“白军眷属”，她需要精神和文学上的双重支柱。1922年到1935年间，帕斯捷尔纳克给予了她慰藉。他们起初不了解对方的诗作。1922年6月14日帕斯捷尔纳克写信给她，称其为“亲爱的、可贵的、无与伦比的诗人”。随后鲍里斯给她寄去了自己的抒情诗集《生活，我的姐妹》，茨维塔耶娃评价这是“光的骤雨”。

　　此后，两人展开13年的书信往来，逐渐从探讨诗歌转向互诉衷情。

　　两人的书信罗曼史在1926年有了新插曲——这一年帕斯捷尔纳克给崇敬的里尔克写信，里尔克感动于帕氏这封“无比惊奇”的信，于是给茨维塔耶娃写信表达快乐。由此三人展开了书信交流，却横生枝节——茨维塔耶娃此后绕开了帕斯捷尔纳克，开始和里尔克通信。

　　1927年后，茨维塔耶娃和帕斯捷尔纳克通信越来越少，其中原因复杂，除了与女诗人“不论实现与否都要绝对掌控一切的愿望密不可分”外，“不再有相见的期盼”是最关键原因。

　　迟到的尴尬邂逅

　　1923年在两人的书信往来中，帕斯捷尔纳克向茨维塔耶娃提出建议：1925年5月在德国魏玛见面，此后两人又想出许多相会方法，却始终未能实现。茨维塔耶娃对是否见面一直内心矛盾。蓝英年在《俄国女诗人茨维塔耶娃之死》中分析：“一旦有了相会的机会，茨维塔耶娃却又失去相会的兴趣。因为相会对茨维塔耶娃意味着生命的结合，如无法结合相会便多余了。”

　　1935年6月，帕斯捷尔纳克去巴黎参加国际反法西斯作家保卫文化代表大会，两人在回廊里“尴尬地见面了”，他们敷衍了几句，未等帕斯捷尔纳克离开巴黎，茨维塔耶娃就走了。帕斯捷尔纳克在苏联终日惶恐，茨维塔耶娃在巴黎靠借贷度日，彼此却由于不知道对方的惨淡加深了误解。茨维塔耶娃的大女儿在回忆录《缅怀玛丽娜·茨维塔耶娃》中写：“如果两个诗人只能在书信和手稿中交谈，而不能在生活中相遇，那么，最后的结局就是——挥手道别，各走各的路。”

曼德尔施塔姆

　　曼德尔施塔姆

　　要自由VS非自由

　　帕斯捷尔纳克和曼德尔施塔姆之间该如何比较？德·贝科夫在《帕斯捷尔纳克传》中援引了阿赫玛托娃一道著名的简答题：茶还是咖啡？猫还是狗？帕斯捷尔纳克还是曼德尔施塔姆？这个问题代表了两种诗人的选择——“咖啡、猫、曼德尔施塔姆”和“茶、狗、帕斯捷尔纳克”，在各方面都相互对立。前者需要自由，后者需要非自由。

　　一封“侮辱信”

　　他们于1922年1月相识于莫斯科，此后却甚少见面。由于气质和经历上的迥异，两人关系并不亲密。帕斯捷尔纳克读过曼德尔施塔姆所有的诗，但后者对前者所知甚少，尚未完全认识到他的价值。漂泊不定的曼德尔施塔姆缺少日常生活，他追求的艺术之美是“面包圈中的窟窿”（曼德尔施塔姆《第四散文》），他认为帕斯捷尔纳克的创作，不过是做面包圈的“面团”。

　　1928年到1929年，曼德尔施塔姆深陷一场意外事件的争斗——他和翻译家霍恩菲尔德由于新出版的《蒂尔·乌兰斯匹格》译者署名错误，在报纸上抨击对方，被文坛好事者议论。在此情形下，帕斯捷尔纳克1929年在一封写给吉洪诺夫的信中谈到曼德尔施塔姆的困境，建议他对“触手可及”的体验加以利用，“欣然接受集体的公正，而不是沉湎于公正所带来的‘痛苦的妙处’”。曼德尔施塔姆将这种言行视为粗暴的侮辱，他们几乎闹翻了。

　　在1932年一场《文学报》为曼德尔施塔姆办的晚会上，帕斯捷尔纳克忍不住对他道出肺腑之言：“您需要的是自由，而我需要非自由。”

　　来自斯大林的神秘电话

　　1934年前夕，他们的关系破裂。这一年，曼德尔施塔姆因写了被认为是讽刺斯大林的“反诗”（诗句中有“肥胖的手指”这样的字眼）而被流放。帕斯捷尔纳克一听到曼德尔施塔姆被捕的消息，马上跑到《消息报》找布哈林，恳求他向斯大林为曼德尔施塔姆说情。

　　有一天，帕斯捷尔纳克接到斯大林从克里姆林宫打来的电话。斯大林问，曼德尔施塔姆是一个天才吗？帕斯捷尔纳克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和斯大林谈“生与死”的大问题。斯大林又问，如果他是你的朋友，你为什么不营救他？帕斯捷尔纳克想做出解释，但斯大林挂断了电话。营救失败了。这个故事有很多版本，在《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中，曼德施塔姆的夫人娜杰日达没有多谈。但据公开的资料看，帕斯捷尔纳克终生都在为当初的辩护不够有力而自责，在后来的《日瓦戈医生》中，仍能感受到他的道德压力。

　　在曼德尔施塔姆被流放期间，曾给帕斯捷尔纳克写过两封信，请他去看望自己，但帕斯捷尔纳克没有去。在人人自危的年代，帕斯捷尔纳克只能向他暗施援手——由其妻子代转一些钱财。至于为什么不去看望曼德尔施塔姆？德·贝科夫认为，这一切都源于帕斯捷尔纳克那“难以释怀的愧疚”。

　　撰文/新京报记者 柏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