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泽民

　　15年前，当迪克牛仔还红的时候，常有人把回国泡吧的余泽民误认为是他。不仅因为那头长发，还因为他跟摇滚圈著名鼓手余伟民同出同入，那是他弟弟。有一次，一个年轻人满脸激动地凑过来合影，毕恭毕敬地递上纸笔。余泽民也不客气，接过来就签，然后安慰满脸狐疑的对方：“没错，这就是我名字。好好留着，以后值钱。”

　　彼时还没出版过一本书的余泽民今年已经52岁。2016年9月25日，在新书《纸鱼缸》的座谈会现场，他像个过生日的少年憨憨地坐在嘉宾中间，表情满足。左边是书评人康慨，右边是作家邱华栋和他的大学辅导员李鹰，听众里不乏亲友，八旬老母亲坐在第一排，跟儿子一起享受这个颇有些衣锦还乡味道的时刻。

　　自1991年秋季出国，这25年余泽民一直生活在匈牙利。枣红色的裤子和那头不羁长发使他有一些异域风情，却与欧洲无关，确切地讲，像个腼腆的印第安人。座谈会上，听人讲述自己或自己的书时，他咧开厚嘴唇笑笑，笑容里有一丝不易觉察的自嘲。在上百双眼睛的注目下，嘉宾们很快进入他们熟悉的公共状态；余泽民盯着台下人的眼睛，显得有些出戏。

　　国内读者更熟悉他的译者身份。十几年来，他已翻译过当代匈牙利几乎所有知名作家的作品，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其实，作为小说家的余泽民十年前就出版了中篇小说集《匈牙利舞曲》，这本书在2005年入选了“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对文坛有些了解的人知道，入选这套丛书，意味着作为文学新人的作者得到了文坛话语圈子的认可。

　　当年同时入选的小说类作者还有三人：徐则臣、王棵和张楚。“他们现在的名气都比我大，”余泽民说自己并无遗憾，“但起步我一点不差于他们，只不过后来我一头扎进翻译里，没有精力写自己的东西。不过，这也说明我的写作没有功利性，有空写点，没空不写，自娱自乐。”

　　余泽民直言自己不想做个“只写中国人的华语作家”。《匈牙利舞曲》中的主人公们，大半还是异地谋生的中国人；长篇小说《狭窄的天光》虽把男主角孤零零地放置到当地人中观察，讲的还是华人在域外的情感生活。到了新作《纸鱼缸》，移民故事不再是他写作的核心。小说中平行展开的三条线索相互交错，闯入者与本地人的戏剧性相遇穿越了文化冲突的表层，更多带出了匈牙利人的家族、传统与历史，很多读者的感受是：不像中国小说。

　　这些年来，他极少读中国作家的作品，读中文书也多是翻译小说。他承认自己与国内文学的疏离：“即便自己写作，我也常用匈语思维。既是遗憾，也是幸运：恰是发生在我身上的这种时空中的语言隔离，才使我别无选择地从欧洲文学中贪婪地汲养，才使我沉心静气地执拗于人性的发现和情感的弘扬。”

　　乌龟专找大王八

　　《纸鱼缸》勒口上的作者简介里写道：出国后做过医生、教师、编辑、记者、导游、翻译、编剧等职业。在早期的书上，后面还有几种：果农、蒜农、插图画家和演员。

　　十年前，《十月》杂志曾给他做过专辑，登了一组小说、评论和创作谈。杂志社编辑看到他发来的简介时，一致做出判断：这是一个骗子。后来他收敛了些，不把简介写得那么花哨。

　　读者可以通过这些顿号大致想象余泽民在匈牙利的生活。他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做文学翻译，甚至连一节匈语课都没有上过。他学医出身，被1990年代初的出国潮席卷出去，稀里糊涂到了当时免签的匈牙利，“我出国没有目的。如果说有，那就是想出去，一个人光着脚在世界上走走。”此后长期处于一种漂泊状态：“每天都等着谁叫我去吃饭，今天活过去不知道明天会怎样。”要是哪天大家都忘了叫他，那天他就得饿肚子。“没钱，但是开心。有大把的时间和大把的朋友，就像凯鲁亚克《在路上》的那种状态，人极度自由，心极度开放，随便谁来叫我，随便谁把我带到哪儿，只要有人搭理我，我就特别高兴。”

　　座谈会上，比起坐在他身边的同龄嘉宾自说自话自帮腔的圆熟，余泽民的注意力更多放在观众身上。他打量着观众席里每双注视他的眼睛，像在搜索故人。有人问，他的假定读者是谁？余泽民回答，写作从一开始就是盲目的，为了打发时光、排解孤独和自我宣泄，就像没计划的旅程。如果非要说对作家的奢望，也只是希望死前出一本自己的《在路上》。

　　“鱼找鱼虾找虾乌龟专找大王八，有话说有屁放唯有友情最激荡。”这是他在自己博客介绍上写的两句话。他像一个腼腆与豪爽的复合体：生活需要呼朋唤友和情爱的滋润，在塞格德那些年，他的口袋里总揣着一大串友人的钥匙，可以随时打开他们的家门；他亦敏感于人与人之间每一个微小的情感交汇。他说自己就像一个透明的玻璃人，五脏六腑都能看见，心里从不设防，因而容易受伤。

　　在匈牙利的最初十年，他基本上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睡百家床。看书、交友之余，每碰到一桩新鲜事，每结识一位新朋友，谁跟谁交好，谁跟谁打架，谁在酒吧里聊了什么，谁的生活发生了变故，统统记到A4纸的横格本里。《纸鱼缸》就是从他当年记录的一场乡村婚礼的几页素材里“生长”出来的。书中多处关于打猎的细致描写，堪称猎人手册，均来自于他与友人在山林里逐鹿猎猪的生活体验。

　　在一种近乎歇斯底里的激情中，他默默地写着，并在写作中“体验到近乎高潮的快感”。他对自己的要求是：用自己的思维、结构和语言，尽可能贴切地表述只有自己才能看到、听到、感受到的东西。在最初十年里，他写了三百多万字的东西，读者始终只有自己。

　　出国后读的第一本英文小说《在路上》，成了他流浪日子里的生活圣经。贫穷却悠闲的大把时光和充裕的精力，让他得以阅读大量西方当代小说。大约在2000年，36岁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也可以写，像他读过的那些作家那样写。

　　初到匈牙利时，他的语言系统是分裂的：听和说用匈语，读英文书，写则用中文。1993年早春，他认识了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1998年，他陪拉斯洛在中国游历了一个月，走了十座城市。回到布达佩斯后，他对朋友的文字产生了好奇，于是翻着字典开始读拉斯洛的《茹兹的陷阱》，这是他第一次读匈语小说。

　　学医出身的他，研究生是在音乐学院读艺术心理学，去匈牙利前不知道有匈牙利语，到匈牙利后也从未系统地学习过。“酒馆、咖啡馆就是我的语言学校，朋友们和字典是我的老师。”这次尝鲜式的阅读是一次空前的折磨，因为“几乎每个词都要查字典，每句话都要推敲语法”。读了半页，他决定把它翻译过来，这样既学了匈语，也练了中文。

　　余泽民翻译的《茹兹的陷阱》，现在还可以在豆瓣上找到。下面共有两条评论，一条感慨拉斯洛的长句给翻译造成的挑战，另一条干脆表示没看懂作者想表达什么。“那篇小说的结构确实很坚实，语言非常复杂和稠密，”余泽民说，“从译文也能看出匈语原文那种凝滞、沉涩、像火山岩浆缓慢涌流的那种感觉。起初，我认为拉斯洛的长句是不可译的，一个主句带多个辅句，一环套一环，中文确实很难实现。”

　　这篇小说的中文大约八九千字，余泽民翻译了半个月。后来他才知道，自己第一次翻译就啃了块硬骨头，因为拉斯洛的文字是匈语作家里最难的。那昏天黑地的半个月，他感觉做了一件超过自己能力的事情，“感觉就像你随便写了点什么东西，却意外地获了大奖。你再做这件事会上瘾的。”在之后三年里，他翻译了十几位作家的三十几个短篇。所有的作品翻完了就放在电脑里，从来没有给别人看过，同居情人也不知道。

　　2002年凯尔泰斯·伊姆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几家中国出版社激烈争夺版权。几经波折，余泽民帮助作家出版社拿到了《英国旗》《船夫日记》《另一个人》《命运无常》四本书的版权，并承担下翻译工作。他没日没夜地翻译，慢慢变成了当代匈牙利文学在中国的“代言人”。从某种意义上讲，翻译凯尔泰斯的作品真正开启了他的文学生涯。在38岁这年，他开始从波西米亚式的生活方式中走出来，意识到翻译、写作和读书是自己的人生使命。

　　大学时代，余泽民总跟朋友们开玩笑，说他活到50岁肯定自杀。那时他对50岁的想象是“弯腰拄拐满脸皱纹，看着年轻人流哈喇子”。现在的余泽民已年过五十。他说自己的青春期在出国后的流浪中又延续了很久，现在他找到了人生使命，还有了一对儿女，50岁之后的人生看起来还有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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