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荭

　　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

　　按：2006年，在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逝世十周年之时，法国掀起了杜拉斯经典化过程。又一个十年过去了，世界各地的人们依旧继续读她的书。在这个时代，我们为什么阅读杜拉斯？我们正在读的，是怎样的杜拉斯？

　　在二战之后的法国作家里，杜拉斯或许是作品被译介为中文出版得最齐全的一位。不知有多少人，从《情人》得知并爱上杜拉斯，在王小波看来，乔治·奥威尔的《1984》都不能与 《情人》相比，“书中的性爱和生活中的别的事情，都按一种韵律来组织，使我完全满意了”。杜拉斯成为了谈资型的作家，甚至是一件文学消费品，其实杜拉斯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自从1984年小说《情人》获得龚古尔奖，杜拉斯就发现自己正在被通俗化，以至于在后来某一个时期，她本人甚至不愿谈起《情人》。

　　只读过《情人》并把它认定为杜拉斯代表作的人，是杜拉斯的误读者；在微博上转发伪杜拉斯名言“爱之于我，不是肌肤之亲，一饭一蔬，它是一种不死的梦想，是疲惫生活里的英雄梦想”之类并高呼喜爱杜拉斯的人，其实，并不认识杜拉斯。

　　在杜拉斯逝世20周年之际，书评君愿与大家分享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黄荭在2014年“杜拉斯神话：跨越时空的百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是谁误读了杜拉斯？》。黄荭是杜拉斯在中国的研究者、译者，从硕士论文即开始研究杜拉斯，20年时间过去了，杜拉斯占据了她书房整整三排书架，从杜拉斯那里，黄荭看到了文本散发的无限可能与一个独立而丰盈的生命世界。

　　是谁误读了杜拉斯？

　　1950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和龚古尔奖失之交臂；1961年，《长别离》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1964年，《劳儿之劫》出版，拉康撰文“向玛格丽特·杜拉斯致敬”；1974年，《印度之歌》获戛纳电影节艺术和实验电影奖；1984年，《情人》荣膺龚古尔奖；1992年让-雅克·阿诺执导的同名电影海报贴得满大街满世界都是，梁家辉和珍·玛琪演绎的情爱在欲望都市泛滥成灾，杜拉斯终于成了一个“通俗作家”……

　　盖棺论定？死亡会加快时间的筛选，要么被读者淡忘，要么成为一种共同的文学记忆得以流传。随着2011年杜拉斯作品全集一二卷在“七星文库”出版，三四卷2014年面世，杜拉斯已然是端坐文学先贤祠的标准姿态：不朽。而随着百年诞辰的到来，国内外各种出版、学术研讨、文化交流、电影回顾展、戏剧演出更是此起彼伏，怎一个热闹欢腾了得。

　　就中国的图书出版而言，上海译文出版社继续推进名家翻译杜拉斯系列，重庆大学出版社推出蕾蒂西娅·塞纳克的《爱，谎言与写作——杜拉斯影像记》（黄荭译），并再版了劳拉·阿德莱尔的《杜拉斯传》（袁筱一译），阿兰·维尔贡德莱的《杜拉斯：穿越世纪》（胡小跃、郭欣译）也即将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至于“中国制造”，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李亚凡的《知性与叛逆：不可模仿的杜拉斯》，中国华侨出版社推出凌小汐的《我们不能停止不爱：杜拉斯传》，世纪文睿推出我写的文集《杜拉斯的小音乐》。

　　从南到北，报刊媒体在四月份也掀起了一股铺天盖地的“杜拉斯风”，许多帝都和外省的报纸都或严肃或矫情地向法国女作家缅了怀致了敬。相对慢热的是学术界，截止到目前，只有《法国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学术交流》、《名作欣赏》、《文学教育》、《电影文学》有论文发表。

　　从发表文章的标题和内容来看，“情人”和“爱情”无疑是杜拉斯的关键词，加上“欲望”的发酵，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整个中国文坛都在如痴如狂地爱着杜拉斯100岁“备受摧残”的容颜。在今年四月初接受《东方早报》记者石剑锋的采访时，我认为中国对杜拉斯的认识在30载的阅读之后会逐渐走出“情人现象”，事实证明，我是过于乐观了。《情人》成了杜拉斯的魔咒，谁能唤醒森林里的“睡美人”？中国媒体对杜拉斯的总体印象还是浮浅的，跳不出白人小女孩十五岁半的“爱情”，把杜拉斯一生的创作跟《情人》画上等号显然是过于天真和轻率了。

　　在《驳圣伯夫》中，普鲁斯特很清醒地说：“一本书是另一个‘自我’的产物，而不是我们表现在日常习惯、社会、我们种种恶癖中的那个‘自我’的产物……”这种说法的耐人寻味之处在于，“在日常生活状态下，人们是那么容易忽略那‘另一个自我’的存在。人们常常搞不清楚哪个‘自我’是‘日常自我’，哪个‘自我’是‘作者自我’，人们总是习惯于用‘日常视角’去分析和判断一个作者的创作秘密，因为角度的错误，所以人们才会有日常层面的对作者的无尽苛责或纵容。”

　　杜拉斯动不动挂在嘴边的话也是：“当我越写，我就越不存在。我不能走出来，我迷失在文字里。”文字呈现的“自我”和“作家自我”是有距离的，这也是真实和“神话”的距离，而杜拉斯最擅长的就是把这种距离模糊化。从古至今，作家的存在=作品的存在，作品活得比作者久，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迁移，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玛格丽特·艾特伍德在《与死者协商》中也说过“一代代读者重新创造文学作品，在其中找到新的意义，使其历久弥新。书本的白纸黑字因此便如同乐谱，本身并非音乐，但当音乐家演奏——或者如大家所说的‘诠释’——它时，便成为音乐。阅读文本就像同时演奏并聆听音乐，读者自己变成了诠释者。”

　　面对杜拉斯，中国读者在演奏并聆听“小音乐”时无疑暴露了自身的问题。2014年4月4日8点48分，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官方微博发布了一条煽情的央视新闻：【人人都爱杜拉斯】“‘爱之于我，不是肌肤之亲，一饭一蔬，它是一种不死的梦想，是疲惫生活里的英雄梦想。’——杜拉斯。今天是法国女小说家玛格丽特・杜拉斯诞辰一百周年。杜拉斯的经典，哪句戳中你心？”这条新浪微信在一个月里被阅读38万次，4680次转发，1175评论，1578个赞。九宫格贴的九句所谓的杜拉斯语录，第一句就是这句“爱之于我”。只是这句话是陈丹燕《鱼和它的自行车》一书中的句子，网上缪传已久，也难怪很多网友哀叹：“央视原来不读书！”

　　“像杜拉斯一样生活”是以安琪为首的中国文艺女青年向杜奶奶致敬而喊出的一个响亮口号。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很多读者（人人都谈杜拉斯，但未必人人都读过杜拉斯，很多人对杜拉斯的印象一直停留在让-雅克·阿诺导演的《情人》这部电影上）看杜拉斯的眼光非常狭隘。袁筱一也说过，“千万不要以为杜拉斯是个小女人。我想，这是在众多的读解中，我最不喜欢的一种误读。杜拉斯从来不是小女人，尽管出于误解（当然是她自己的错），出于她对自己生命的难以把握，她影响的是一代所谓私人协作的小女人作家——至少在中国如此。”

　　事实上，杜拉斯不仅在写作上有追求，在政治上也有追求，作为法国知识界介入政治社会生活的积极分子，杜拉斯参加过抵抗运动、加入过法国共产党、游过行、卖过报、发过革命传单；作为文艺多面手，她既是作家，也是戏剧家、导演和专栏记者；作为对热爱生活的模范，她热情好客，能做一手好菜，把家里打理得妥妥帖帖，花草照料得停停当当，就连被她插在各种瓶子里的干花都有一种颓废的物哀之美。她有过情人，甚至太多，喜欢年轻的身体，但她在每一份爱里都倾注了真情，而爱也滋养了她的生命和写作。

　　杜拉斯的《情人》。

　　不过有时候，误读也可以变成另一种领悟和解读。比如王道乾翻译的《情人》的本子，在王小波等一众杜拉斯拥趸的眼中，代表了文学完美的境界：“到了将近四十岁时，我读到了王道乾先生译的《情人》，又知道了小说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文学境界。凭良心说，除了杜拉斯的《情人》之外，近十年来没读过什么令人满意的小说。乔治·奥威尔的《1984》，还有些别的书，这些小说对我的意义都不能和 《情人》相比。这本书的绝顶美好之处在于，它写出了一种人生的韵律。书中的性爱和生活中的别的事情，都按一种韵律来组织，使我完全满意了。”

　　就是这本备受膜拜的译本，仔细看也有几处字句上的出入。比如原书中有一句“Nous retournons à la garçonnière. Nous sommes des amants. Nous ne pouvons pas nous arrêter d’aimer.”王道乾对应的译文是“我们又到公寓去了。我们是情人。我们不能停止不爱。”对照原文，我们发现，忠实地迻译过来是“我们不能停止爱”，这是一种明知道爱无花无果，却不能不爱的绝望和悲怆。但这里的错却错出一种非常特别的味道，让人想起塞尔吉·甘斯布的那首情歌“Je t’aime moi non plus（我爱你，我也不）”的倒反修辞法，这或许就是凌小汐为什么会把这句话用作她写的杜拉斯的传记的书名的缘由罢：“我们不能停止，我们不能不爱。”

　　是阅读成就了经典。今天，杜拉斯之于我们意义就在于此，她依然能勾起我们阅读的味蕾，让我们心甘情愿一头栽进文字砌筑的神话里，理解也好，误读也罢，在如水的小音乐中看到灵魂深处自己的倒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