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徐宁:文明夹缝中的女性世界

2016年02月01日09:37   新京报

  “一边是缠足者不得入学的女校规章,一边是大脚难嫁的社会现实;一边是男女平等共担救亡重任的口号,一边是男尊女卑漠视女性权利的环境;一边是独立自主掌握自身命运的迫切愿望,一边是三从四德的家庭伦理束缚;一边是谋求职位自食其力的追求,一边是歧视女性的就业制度。”对于近代女学生,学者唐力行认为,她们一直处在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中。

  这是转型时代常谈常新的主题。青年学者徐宁,接受唐力行的建议,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考察近代女学生群体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去年11月,写作、出版了《江南女校与江南社会》一书,聚焦1850年至1937年这段跌宕岁月,“力图以女性观为核心,从纵深剖析社会对女性的认识以及女性自我认识的嬗变。”

  女性自我意识的形成如暗夜行路,起伏难平。1850年,传教士创建江南最早的女校,江南女性走出传统天地,自我开始觉醒,但此后始终无法跳脱被培养成“他者”的命运。“但我们也要看到,没有‘他者’的对比和试错,‘自我’也很难真正获得成长。”徐宁对新京报记者说。在她看来,江南女校虽然最初强调“家国”责任,却使女性意外收获到了“自我”这一果实。

  教会女校是中国女性“开眼看世界”第一扇窗

  新京报:怎么评价教会在女校诞生之初的作用?你曾说传教士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文化掮客’的角色”。

  徐宁:“文化掮客”一词重在强调传教士并非单纯传播基督教福音,他们还为受教育的中国人提供西方的非宗教思想和知识这一事实和作用。

  在女校诞生之初,西方教会不仅使中国本土的女校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它还以女校为平台向中国社会各阶层传播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知识,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我们也不能忘了,教会办女校的根本动因及最终指向不在于为中国人培育女性人才。教会是中国女校发展自觉和不自觉的推动者。

  新京报:早期教会女校毕业生“成为中国第一代觉醒的女性”,怎么理解这个“觉醒”?

  徐宁:中国女性的“觉醒”,这里指自我意识的觉醒。今天我们看古代女性的人生,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当时的女性经过长期的教育驯化,已经普遍接受了她们卑弱地位,多不能“自觉”这种不平与悲哀。早期教会女校可谓中国女性“开眼看世界”第一扇窗。早期教会女校为中国女性提供了相对系统的教育和全新的体验,示范了与传统中国差异明显的道德准则和价值取向,促使女学生开始脱离蒙昧状态,对女性自身的能力、地位和作用做重新评价。女学生虽然人数有限,但她们率先跳出男权社会所限定的家庭空间,从社会、国家甚至世界的角度回望自身,这种“觉醒”对女性群体的解放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新京报:学者罗苏文研究认为,近代中国女性群体发展的障碍不只是单一政治制度,而是农耕文明本身。对于这个看法,你同意吗?如果是,那么国人自己建立女校,从某种意义来说,是否是面对农耕文明这个“障碍”所产生的一种内在需求?

  徐宁:我同意罗苏文女士的观点。当然,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障碍”。甲午战败后强烈的民族危机感驱使着中国知识精英着手建女校兴女学,然而战争只是一个触发器,新式学堂是在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嬗变过程中应运而生的。

  脑子里装“婚姻自由”,脚下走“包办婚姻”老路

  新京报:女校对江南传统社会秩序造成冲击,同时女性群体也付出了代价。我想起贞文女校校长惠兴,她提倡女学,因为经费困难,服毒自尽并留下遗书请求拨款。追求婚姻自由而自杀,提倡女学而用传统手段自杀,这其中矛盾的根源是什么?

  徐宁:这与千年以来的专制制度密切相关。在这种制度中,女性普遍处于卑弱地位,裹足家庭生活中,缺乏社会支持系统。面临事业、婚恋等方面的危机时,女性可以调动和获得的物质、精神支持有限,再加上当时动荡的社会大环境,女性容易陷入对个人、社会和国家命运的悲观绝望情绪中,从而走入自杀的死胡同。秋瑾曾为女性群体的发展指明方向:“欲脱男子之范围,并自立不可;欲自立,非求学艺不可,非合群不可。”女性要想自立,既需要掌握必要的知识技能,也需要结成团体共谋出路。

  新京报:对于民国后婚姻自由的舆论大潮,包括林语堂烧掉结婚证的快意,我觉得有一个鸿沟,横亘在现实与舆论之间。胡适、鲁迅、包天笑等一众文人的做法,提倡自由婚恋,自己却娶了旧式女人,你也提到“从倡导到实践存在巨大的距离”。为什么会如此?

  徐宁:不同群体对新思想新观念的接受速度和程度不可能“同步”,走在前列的群体或为顾及其他群体的感受,或为争取更多人的认同,往往会在现实行动上做出“妥协”,脑子里装着婚姻自由思想,但脚下走着包办婚姻老路的情况就不难理解了。其实,即使单个儿的人,在“新”“旧”之间会有自觉和不自觉的反复。

  婚姻自由问题很复杂,比如胡适和鲁迅,胡适是一个宽容的学者,擅长建设,鲁迅是一个犀利的文人,善于批判,两人都接受了包办婚姻,但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胡适强调“容忍比自由更重要”,面对包办婚姻中的妻子江东秀采取了包容的态度,在追求自身自由时,顾及了后者的权利,与其相伴到老。鲁迅则毅然决然地与发妻朱安划清界限,自己另觅伴侣养育子女,留下朱安独守空房终老一生。

  从认为女性适合搞暗杀 到注重女性“完全之人格”

  新京报:从晚清维新运动到辛亥革命,女性尤其是女学生的人生和家国命运联系在一起,她们被视为是“有益的人才”,是资源,是力量,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舆论声音,也有相关事件,但“缺乏对女性自身发展需求的考虑”。这种缺乏,对女性群体的发展尤其是自我意识的形成有什么影响?

  徐宁:晚清以来,在政治因素的驱动下,女性在社会和国家中的作用被深入发掘,女性开始将目光从家庭中扩展到外面的广阔天地,这是一种进步的转变。但女性不仅是家庭、社会、国家的一员,也是自己的主人,仅仅关注女性对外的奉献而缺乏对女性自身发展需求的考虑,确实不利于女性群体的发展。

  但我们也要看到,近代女性正是在被培育为“他者”的过程中,脱离了传统女性安于现状的状态,通过教训的总结和经验的积累,逐渐形成自我意识。没有“他者”的对比和试错,“自我”也很难真正获得成长。人对自我的追寻从未停止过。女性自我意识的形成是个复杂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一直处于“进行时”。

  新京报:你写道,“革命女校对女性自我意识的形成起到巨大作用”,具体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因为书中探讨时,多谈女校的师资阵容和条件困窘,至于平民女校学生转入上海大学,又不在女校讨论范围内。

  徐宁:陈旭麓先生曾指出“革命与改良之于社会,如燕鹊之有双翼,舟车之有两轮。”革命女校在女校中虽数量不多,但在除旧布新方面推进力度更大,且往往追求质的转变,对于女性突破传统框架,提升斗争勇气,具有重要作用。早期的爱国女校,尚侠女校,平民女校,景贤女中等都不同程度带有革命性。革命女校虽然只是将女性作为某个领域的“革命者”去培养,但女性在受教育的过程中也会不断地追寻“自我”,“自我”和“他者”总是缠绕在一起的。

  新京报:蔡元培任爱国女学校长时,认为女子适合从事暗杀活动;学校有炸药制造技术相关课程。蔡元培的这种观点可能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深刻关联。你怎么理解这时的蔡元培的说法?

  徐宁:国人自办女校的早期实践与晚清政治紧密相关。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无论维新派抑或革命派,都曾以兴办新式教育作为强国之重要手段。经元善等人创设了经正女学(即中国女学堂)欲图自强,是不触及清政府统治地位的维新活动。蔡元培等人办爱国女校也是为强国,但“鉴于满清政治之不良,国势日蹙”,因此不少人“群起而谋革命”,当时的爱国女校“含有革命性质”。在上述历史背景下,蔡元培的思想和主张是有进步意义的。

  待辛亥鼎革后,蔡元培先生具体办学主张发生变化。他曾在爱国女校演讲中表达心声:“至民国成立,改革之目的已达,如病已医愈,不再有死亡之忧。则欲副爱国之名称,其精神不在提倡革命,而在养成完全之人格。”在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和具体主张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条主线。

  “女德班”是文化整合过程中需警惕的现象

  新京报:现在社会,无论是从女性,还是从男性的角度,追求成为“贤妻良母”者仍然有很多,问题在于,如今的“贤妻良母”的需求,和晚清、民国相比有什么不一样?

  徐宁:晚清民国时期对“贤妻良母”的呼吁更多是家国的需要,受政治因素影响大,带有浓厚的“强国保种”政治色彩,多是期望达到梁启超所述“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的功效。现代社会关注“贤妻良母”不仅是国家和社会的需要,也有个人的自主选择,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影响突出。

  “贤妻良母”一词原为褒义词,这种需求必须放置在具体情境和历史条件下去看待。在专制和不平等的环境中,这种“贤妻良母”满足了国家的需要、男权社会的需求,但女性自身的需求则往往被置于末位甚至被忽略;在相对民主和平等的环境中,“贤妻良母”则平衡了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的需求。

  新京报:与此同时,“女德班”不时见诸新闻,除了宣扬所谓传统女德,“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逆来顺受,绝不离婚”,还和“家国”联系在一起,比如强调“一个有德行的女人,承载的是一个国家的命运”,回溯江南女校的历史之后,你怎么解读这一社会现象?

  徐宁:我认为这是文化整合过程中的值得关注和警惕的现象。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近代以来儒家文化受到冲击,旧秩序逐渐瓦解,而新文化新秩序尚未完全建立。唐力行先生早年曾在《略论新儒学与现代化》一文中指出:“在前现代向现代社会转型时,传统文化不可能直接用来为现代化服务,必须经历一个文化核心价值重新整合的过程。文化整合的过程是一个科学化、民主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国民性改造的过程。”

  ■ 拓展阅读

  《晚清文人妇女观》(增订本)

  作者:夏晓虹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1月

  本书以晚清女性的生活思想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同时关注当时的社会背景,描绘出女性的命运是如何同历史融合在了一起。作者勾勒出晚清妇女生活中的新因素,如不缠足,兴办女学堂、女报、女子团体,这些行为的后面,是平等观念、女权意识等西方观念的东渐与落实。

  《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

  作者:曼素恩

  版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年1月

  这本书集中了女性包括女道士、女尼的文学作品(主要是诗歌)和出自男性之手的各种文献,展现出十八世纪前后中国女性文化生活的丰富性,“推开了一扇通向中国女性世界的崭新的窗口”——与“男性的凝视”构成的张力,引人思考社会性别关系、女性的自我及其价值。

  《中国妇女生活史》

  作者:陈东原

  版本:商务印书馆 2015年7月

  我国现代教育史学家陈东原,根据时间顺序,对汉代至清代,以及维新时期和近代的妇女生活状况进行了描述。本书还附录了《二十四史》中之妇女一览表,在批判传统中国在制度、习俗、生活中对妇女的种种压迫和不公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研究框架,开启了认识中国妇女历史的重要范式。

  采写/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

(责编:李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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