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8日，党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文化大革命”首次出现于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

　　于是，一场席卷中国大地的政治运动爆发了：在那些日子里，各校红卫兵纷纷走上街头，到处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宣传“破四旧、立四新”(即破除一切资产阶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树立无产阶级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他们砸开图书馆、阅览室，焚烧他们认定的“封、资、修”书籍、照片及其他艺术品。一些红卫兵还闯入民宅，对一些当权派、“反动”权威，及“地、富、反、坏、右分子”进行抄家。有的打开室内的天棚，甚至有的挖地三尺。搜出的书籍、字画当场烧毁；易碎的瓷器等艺术品当场砸碎；金银首饰、高档布匹、袁大头等没收上缴。一队队红卫兵，臂带红袖标，手握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分头站在大街上的各个路口，拦截自行车，用螺丝刀卸下被认为是“四旧”的商标牌。除“飞鸽”代表和平，“永久”比较中性外，其余牌子都是“四旧”，一律拆除；严厉禁止妇女穿高跟鞋、穿裙子，甚至不准烫发、留长发；更不准穿西服、扎领带、穿喇叭裤等奇装异服。他们还摘下认定带有“封资修”色彩的商店、旅馆、饭店、照相馆、理发店等店铺的牌匾，如“兴隆”、“兴盛”、“长发”、“丽容”、“顺达”等，勒令他们换上“立新”、“永红”、“东方红”、“东风”、“兴无”、“红卫”等新牌匾。如当时的花园小学，就改成了现在的红旗小学；当时的孙台小学，就改成了现在的红卫小学。人名就改得更多了，一时间，“红卫”、“红兵”、“红革”、“卫东”、“向东”、“卫彪”、“要武”满天飞……虽然“四人帮”垮台后，多数人都改过来了。这场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上，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超越了任何一场战争。

　　文革期间，除了鲁迅作品、《金光大道》等极少数书籍外，其他的文学书籍都被当成毒草给扫除了。文化成了一片沙漠，人们开始表现出对文化的渴求，但是当时没有什么文学作品，于是民间口头文学不胫而走，各种手抄本应运而生。它是特殊历史时期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这就给手抄本的流行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舞台。手抄本流行时间主要在1970年到1976年， 文革期间流传的手抄本，实际上是对“四人帮”文化专制的一种叛逆行为。由于当年手抄本基本不署名，而且在长期的传抄中逐步被不同的人加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实际上是一种群体劳动，一种自由的文学创作，它反映了人们不甘被禁锢的思想，对人性、个性、情感的渴求和反思。它赋予了受难而顽强的那一代中国人精神上和情感上的博大情怀。据统计， 文革时期的手抄本有300多种，但不外乎描写两方面的内容：反特侦破、爱情与性。前者比如《一双绣花鞋》、《绿色尸体》、《龙飞三下江南》等，后者包括《第二次握手》、《远东之花》、《少女之心》等。

　　《少女之心》    著/许曼娜 许汉昌

　　当时被人们争相秘密传抄的手抄本，大约万字左右，“因这本书是唯一直接描写性行为和性器官的，在当时被称为“毒草”、“文革第一淫书”。故事讲述了主人公黄永红和李国华、姚大明之间的复杂纠葛的恋情。决斗中，李国华失手杀死姚大明，随后，他也因为承受不住压力而自杀。惊惶失措的黄永红被关进监狱，写下了厚厚的认罪书。

　　批评家高岭谈到：“至于这本书当时被禁止的原因，大概就是因为里面有描述情爱之类的场面吧。当时的性教育非常滞后。现在看来，那些描写简直太微不足道了，甚至可以说，没有什么。但，在当时那个年代，这却是了不得的事情。”

　　《一只绣花鞋》     著/张宝瑞

　　由《梅花党系列故事》、《绿色的尸体》、《武汉长江大桥的孕妇》、《火葬场的秘密》等组成，故事讲述的是1948年国民党政府在崩溃前，曾秘密成立梅花党，旨在打入我党内部伺机而起。我党特工龙飞设法与梅花党党魁的女儿白薇邂逅，潜入梅花党党部盗取有梅花党人名单的梅花图，却告失败。从此，梅花图杳无踪迹，图上梅花党人名单成为悬秘。十年后，核潜艇设计图外泄、老虎滩出现伪装女士、火葬场闹鬼，销声匿迹十几年的梅花党又开始行动……

　　《红与黑》     著/司汤达

　　十九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作品。小说围绕主人公于连个人奋斗的经历与最终失败，尤其是他的两次爱情的描写，广泛地展现了“十九世纪初三十年间压在法国人民头上的历届政府所带来的社会风气”，强烈地抨击了复辟王朝时期贵族的反动，教会的黑暗和资产阶级新贵的卑鄙庸俗，利欲熏心。因此小说虽以于连的爱情生活作为主线，但却不是爱情小说，而是一部政治小说。

　　《新来的小石柱》   著/童边

　　主人公小名叫“石柱”，大名叫“石成钢”，是一位是来自深山里的农村少年，被体操教练发现后，从农村转到省体操队。他希望自己可以做到最好。但是此时的他遇到了他最不应该遇到的人，那就是小时候砍过他几刀的恶霸地主(为此他还遭到体校其他孩子们的嘲笑)，而此时的他已经改名换姓，成功转型成为一名医生。准备参加全国比赛前的练习中，遭到医生的暗算，他靠着高超的技术脱险，却因救从单杠上脱手摔下的队友，臂部骨折。小石柱以惊人的毅力战胜了骨折后萎缩的伤痛，并且完美的做到了当时世界水平的体操高难度动作——直体后空翻接转体1080度，获得了全国少年体操冠军。最终那个恶霸地主也得到了应该的惩罚。

　　这本小说夹杂着强烈的阶级斗争思想，好与坏之间的界线如此清晰，而这正是那个时代所特有的现象。我们没有权利去批评应时代而生的任何书籍或者影片，只要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就好了。从励志的角度讲，这本书倒是真的值得一看。

　　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

　　伴随上山下乡的开始，知青们的读书生活也开始了。一方面，无论是老三届知青还是七十年代下乡的知青，在学校接受的教育确实有限，很多知青都养成了阅读的习惯；另一方面，上山下乡造就了“中国思想改革开放的滥觞”(王林语)，也造就了那个喜忧参半的年代。

　　王林：以菜换书

　　“我初中毕业，就被下放到农村去了。我认识了一个非常爱书的红卫兵知青，他是个“掉书袋”，说话喜欢引经据典。但他不喜欢劳动。我自己种很多菜，每次我都背着一背篓的菜去找他，用我的菜去换他的书。他家有很多书，好像是从学校偷出来的。我用一背篓的菜可以换回一背篓的书。从他那拿过来的书，很多很杂。只要能拿到手的书，来者不拒，有什么就读什么”。

　　费大为：文明的偷书贼

　　“我大概在1968年进中学学习，当时图书馆不开放，但是我又特别想看书，于是我们几个同学就想到了一个办法——偷书。我们比较文明，找个借口，把图书馆的钥匙给骗过来，重新配一把，这样就可以随时进图书馆了。每到晚上，我们七八个小伙伴一起，有的放哨，有的拿着手电筒照明，有的找书，之后把书装进麻袋，偷偷的运出来，相互传阅。看完了再把书还回去，然后再去偷。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回忆。后来被学校发现了，找我们谈话，把我们吓坏了。但是看到我们把书还回去了，也没有损坏书，就放过我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