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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鸿兵:一定要打造真正的“中国模式”(2)

http://book.sina.com.cn  2009年09月04日 17:53  价值中国

  价值中国:这又回到我们最开始说到的科学问题。政府一直在说,中国要建立创新社会。但实际上技术的创新、制度的创新,这些都有一个前提,就是文化的信心!但目前中国社会在这方面比较缺乏。

  宋鸿兵:对,这也是很多问题的根源!一个人如果缺少自信心,你不可能搞什么发明创造,不可能有太大的事业上的成长。因为你做任何事情都自我否定。自我否定是一种自我泯灭的过程!会扼杀你的一切创造力!那么一个国家如果发展到现在的程度,没有一个民族自信心、文明自信心,也同样不会有更大的发展。比如你想出一个商业模式,却不敢用。因为西方没有,国外没有。如果有一个新的技术发明,你也不敢把他大规模生产化,因为老外没用过。如果你搞了新的制度模式、政治模式,你也不敢用,感觉和西方主流社会不一样,就觉得可能是歪门邪道。就会有这样的疑虑。

  真正的民族自信心,就是我搞的东西就是未来的标准。只要我走得通,那就是未来全人类的标准。应该有这样的一种雄心壮志。这样才能创新。

  价值中国:您对环球财经研究院智库的定位和目标是怎样的?

  宋鸿兵:如果从长远宏观的角度说,环球财经研究院的最基本出发点,或者说最高的奋斗目标,就是成为中国真正产生思想家的平台!创造出自己的思维体系、自己的话语、价值体系。所以,我们的最高目标是:打造真正的“中国模式”。

  我们要有一套自己的模式,从思想上、理论上、学术上,从整个思想体系层面上打造一个“思想体”。而这个“思想体”一定是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因为任何适合于在中国用的,也是适合在整个东半球,不同于西半球。这就需要全面彻底的创新。需要从思想观念上、话语体系上、从历史观上,全面解构西方固有的一切。首先就要批判,因为你要奠定自己的思想体系,首先要知道他的问题在哪。

  价值中国:或者说,它不适合你的东西在哪里。

  宋鸿兵:没错。

  我为什么需要从“货币战争”入手?货币战争重点谈的是“金权”问题。金钱在西方社会里,作为“三权”之外的第四权,是一种隐性权利,又超越三权之上。这个问题必须要得到清晰的认识!这也是为什么我把这本书定位为“金权天下”。

  但这在过去并没有人确切的提出来。可能有人谈到金融寡头对政治的影响,但是没有真正的抽象到一个高度。这个高度就是:金权在西方是至上的!它实际上是在背后驾驭着其他的“三权”—司法、立法、行政。我认为只要是由人组成的社会,都是金权在主导。少数人统治多数人---这是在所有历史时代、所有国家都存在的现象。但是在西方的民主国家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以为是多数人在统治。这不可能!因为多数人统治是倒三角形,这种体系一定是不稳定的!现在的西方社会,实际上是金权作为一种替代物,在替代少数精英统治社会!

  而在中国,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始终有很多知识分子,对西方的民主有一种近乎盲目的崇拜!他们认为,西方社会的现实就如同他们所描绘的一样:民主大众统治国家。所以,他们一直认为,中国改革的方向就该如此。所以一直有“此岸”“彼岸”一说,中国改革只有游到“彼岸”才算是成功。而在我心中,中国改革不是要游到“彼岸”,而是把中国的“此岸”变成全世界的“彼岸”。这才是我们要走的路。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就是要彻底解构西方社会的历史、经济、文化等诸方面他们灌输给你的思想体系。你得知道他把什么东西给过滤掉了,你得到的整个对西方的意向是有偏差的,甚至是扭曲的。首先最重要的,我认为就是要从“金权”破解。因为它是凌驾“三权”之上的,对于金钱在西方社会的作用要进行彻底解构。砸碎了这个思想枷锁,你才能够在其他思想领域,敢于去想。

  价值中国:我们认为,中国肯定不能用金权来统治,简单化民主又有很多问题。那您的政治哲学是什么?

  宋鸿兵:我认为中国要走的政治发展道路,一定要从中国的历史中来!一个国家要搞一个可以在本国实行得了的制度,就一定不能隔断他的历史血脉和文化传统。这是有机的一个整体。也许在过程中会吸纳西方比较好的理念和做事方法,但他的核心、实质仍然是东方的。否则就没有办法在这个土地上生根发芽。

  从政治理念来说,中国最后进化出来的一套社会制度也好,一种政治文明也好,应该是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当然也不完全等同于现在,它还在一个未定型过程之中,还在改变。最后进化出来什么样,现在还很难清晰地把它界定出来。但是,它的一个基本的分水岭就是,它一定是和中国的历史传承是一致的,血脉是相连的,同时是完全不同于西方,而比现在的政治文明又有很大提高的,这样的一种政治文明。这个可能是中国未来发展一个大的方向。

  价值中国:您认为从金融角度,中国该如何行动建立一套自己的系统?

  宋鸿兵:现在主要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中国要参与到新的货币制度的构建中来。比如超主权货币、把IMF特别提款权重新拔高、或者其他的将纸币与金属货币捆绑等。但这种做法实际是跟着别人玩。如果加入到别人的体系中去,做一个比喻就相当于在一个股份制公司里,中国只是一个小股东,控股股东和拿主意的人肯定不是你。而你拿进去的是中国的货币发行权和货币主权,包括财税制度、包括汇率制度,一切的一切都得上交。这实际上是上交了十三亿人的财富分配权,得到的是一个小股东的地位,值不值?我觉得这个是事关中国五十年国运的!甚至更长时间,都会受这个事情影响。

  还有一种就是先用自己的东西—用人民币整合亚洲,然后逐步扩大影响力。当我逐步跟欧洲、美洲形成三足鼎立的时候,那再谈怎么样分天下才有话语权。这个天下一定是要靠实力来分的!而不是仅仅靠一个美好的理想实现的。这不是一个理想问题,而是一个利益博弈问题!谁强大就听谁的。

  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如何给自己定位,是做领跑者,还是跟随者?这是一个国家很重要的战略定位,现在中国缺少这样的思考,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价值中国:从战略的角度讲,我们怎样做才能实现做一个领跑者的目标?

  宋鸿兵:中国要成为全球的金融中心,首先要实体经济足够强大,纯粹玩金融是不行的,因为金融是附着实体经济之上的。中国目前实体经济的实力在逐步提高,逐步向第一集团军靠拢。

  与此同时,中国的金融市场也要做好相应的准备。就是要有独立的游戏规则制定权,由自己来完成金融市场的构建和游戏规则的制定。中国应该从现在就开始考虑,什么样的金融制度和金融规则是真正合理的。

  中国要成为真正的金融大国,首先要有一个能立得住的“道”,也就是你的这套游戏规则、财富分配规则要设定的足够合理。这种制度要达到一个奖勤罚懒的效果,让所有人都努力去创造财富,而且能保住自己所创造的财富,这就是一个正循环。而西方现行的金融制度实际上是一种掠夺性的制度!因为它在分配上是有利益取向的,制度性的、传统性的、长期的偏向于某一部分人。这种制度会打击很多创造者的热情。这种不合理的金融制度是不可持续的,最终一定会被一种更公平合理的、更能保护财富创造者的制度所取代。

  同时,这种游戏规则还不能仅仅是书面或表面的东西。而是要深入所有人的思想意识,如同文化一样深入人心。中国应该从历史中总结过去强盛和衰败的原因,提取优秀的文化基因,以此作为未来的游戏规则,而且要将其强化到深入骨髓,让大家确信这套规则确实是公平合理的。只有公平的才是长久的。

  所以要成为一个未来金融系统的创造者,就如同创造一个企业一样,这与公司的领军人物有很大关系!中国未来如果没有自己的摩根、罗斯柴尔德,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这点是确信无疑的!就是必须有真正靠实力做起来的一些人,这些人所形成的一连串的成功的案例,包括他们所形成的文化,才能提炼升华成未来宗旨性的东西。

  价值中国:所以您的理解,这不仅是一个政策问题,而是需要更多的人、自下而上的、实实在在的把这些事做成了。

  宋鸿兵:对,就如同说,要增强民族产业的竞争力,这不是靠口号喊出来的,而是要靠像张瑞敏这样的实干家玩命干出来的。金融市场也一样,金融市场如果出不了几个重量型的金融家,剩下的一切都是奢谈。

  所以,现在就要着重在市场上看哪些人能竞争起来;这些竞争起来的人,有哪些成功的案例,他们成功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根据这些东西,把他们归纳上升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这时才能完成一个制度性的东西。这是一个基础性的战略。

  另外,要使这样的基础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还得有国家层面的措施。就是如何使人民币成为亚洲普遍使用和接受的一种货币。货币流通的范围,实际上就是这个国家对周边各种资源整合的能力。货币流通的越大,你对资源整合的能力越大。不光是经济资源,也包括自然资源、政治资源、军事资源。这是政府需要考虑的战略。

  价值中国:除了以上说到的这些策略思考之外,中国是不是也应该在行动上加快金融改革的步伐?

  宋鸿兵:是的。由于这场金融危机的来临,使国内很多金融创新的步伐放慢了。这其实恰恰说明,中国现在的这套游戏规则是有问题的。

  实际上金融创新是一种战略性的作用。没有合理的能够刺激经济发展的金融创新产品,中国经济的复苏也好,发展也好,都是没有动力的。

  现在的中国金融体系显然是有重大问题的,比如很多企业需要融资,却拿不到钱;而不需要那么多钱的国有大型企业,钱却多得不得了。这就使得许多真正创造就业、真正资金使用效率高、真正最有活力的企业,他们却得不到金融的支持。包括老百姓的消费等,都没有得到金融的有力支持。中国的金融制度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还没有得到有效施展,而且在某种意义上,金融还在拉着经济的后腿。

  比如从中国的就业问题上看,解决最多就业的民营企业,在从金融机构获得资金方面、在上市融资方面都受到多方限制。导致他们必须从地下钱庄获取高成本的资金借贷,这就极大的增加了企业的成本。这就说明我们的金融体系有很大的问题。应该加大金融服务体系对内开放的力度。

  同时政府需要建立一个高效的金融市场,比如建立评级体系。这样金融机构在对民营企业放贷时,就有一个可以参照的风险标准,降低了其进行风险调查等方面的成本,同时也会降低政府对国企的隐性担保,使国企和民企在市场上,尽量处于一个平等的地位。金融机构最终追求的是一种获利回报率,而民企对资金的使用效率是相对较高的。所以,只要制度设定合理,还是会有大量的资金流向民企,这样就会对民企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价值中国:在促进中国国内金融体系开放方面,很多学者和智库都在积极呼吁。您觉得这会起到一个怎样的作用?会使金融开放的时间表提前吗?

  宋鸿兵:智库实际上是在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当你的思维方式转变了,就会发现原来觉得不可能去做的事情,现在都变的可以去做,而且是有意义的。

  比如《货币战争》这本书,在2006年时就提出美元会出现重大危机,金融衍生品可能会崩盘。而在当时要呼吁人们买黄金,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通过这次金融海啸,以及这本书中对黄金的很多深入探讨,使更多的人认识到,美国国债是不安全的。同时,这也促使国家领导人和一些执政部门不得不考虑相关问题。民意对政策是有制约作用的,是一种软性制约。基于民众的认识,国家也会做一些政策性的调整。

  这就是民间的声音和智库起到的一些作用,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加快金融创新的步伐,使中国尽快成为一个金融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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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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