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都》和《射雕英雄传》为什么落选？长篇卷全文收录的作品为什么有那么多“(作协)主席作品”？港澳台的作品为什么入选那么少？……

　　2009年7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组织编纂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1976～2000)甫一出版，各种议论和质疑便见诸媒体。

　　北京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陈晓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贾平凹的作品《废都》比《浮躁》更有特色，但可能因为有些敏感而未入选；苏童和王朔的长篇没有选入，也让他“有点失望”。

　　还有人注意到，全文收录的7部长篇小说的作者中，有四位是作协主席，从中国作协主席到省市作协主席都有。

　　带着上述疑问，《瞭望东方周刊》日前采访了担任《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编选工作的若干人士。

　　“根本没注意到谁是作协主席”

　　篇幅为五卷的长篇小说卷，是最引人关注，也是招来争议最多的分卷。

　　“对这个选本我是很自信的！”作为长篇小说卷的主编，雷达语气坚决。

　　雷达称，作为1976～2000这20余年中国文学的亲历者，自己对从近3000部长篇小说中选出最精华的几部“慎之又慎”。

　　最终，第五辑中完整收录的7部长篇小说分别是：古华的《芙蓉镇》、张炜的《古船》、白先勇的《孽子》、王蒙的《活动变人形》、陈忠实的《白鹿原》、铁凝的《玫瑰门》和王安忆的《长恨歌》。另外，还收录了包括贾平凹的《浮躁》、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在内的25部长篇小说节选。

　　这份经过雷达和他指导下的博士生小组“千锤百炼”的名单，还是成了争论的焦点。

　　有人发现，7部全文收录的长篇小说的作者中，铁凝是中国作协主席，王安忆是上海作协主席，张炜是山东作协主席，陈忠实是陕西作协名誉主席……

　　“他们可能不相信，我在选的时候根本没注意到谁是作协主席。”当本刊记者就此问询雷达时，他回答。

　　在雷达看来，这7部长篇小说在这个时间段(1976～2000)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铁凝的《玫瑰门》，对于三代女性的文化性格和性别文化心理，以及她们在‘文革’的荒谬背景下的命运刻画比较深刻，我认为它是铁凝作品中写得最好的，《无雨之城》和《大浴女》都没法跟它比，也是那个时间段里的一个很好的长篇。 ”雷达说，“我始终把铁凝作为一个作家来看待，不大在意她是不是作协主席。”

　　而王安忆的《长恨歌》，则被雷达看作中国文学中比较薄弱的都市文学领域出现的一个典型文本，“它力图写出上海这座城的灵魂，通过女主人公的命运写出大上海的情绪和感觉，写出在男权中心社会里女性的某种难以言传的恨。当然开头部分不是很好读，我承认这一点。但整部长篇小说还是很行云流水的，后来改编成电影、话剧，都有点意思。”

　　“陈忠实的《白鹿原》入选的争议不大。张炜的《古船》则是在政治文化反思方面显现出锋芒，走在前面，带有一定的突破性。”雷达这样解释另外两部“主席作品”。

　　《活动变人形》的入选也引发不少猜测，因为作者是曾经担任过文化部部长的王蒙，同时王蒙又是大系第五辑的总主编之一。

　　对此，雷达表示，《活动变人形》的入选理由在于它对中国知识分子深刻的刻画、揭露、剖析和反省，以及对人性恶的挖掘。“王蒙这部作品对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反思程度，比现在一些较为浮躁的作家要深刻。”

　　《芙蓉镇》的入选，是它“很注意把政治风云寓于乡土风情和风俗画之中，这在‘伤痕文学’中是比较经得起时间检验的”。

　　台湾作家白先勇的《孽子》是7部全文收录作品中唯一的港台作品。“我们比较了黄凡、刘以鬯、朱天文、白先勇等等的作品，发现白先勇的创作风格比较突出，时间段也对，又在大陆出版过。”雷达说，“《孽子》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结合方面做得比较好，特别在反映国民党溃败到台湾后，他们第二代中某些青年，类似‘垮掉的一代’的比较颓唐的精神生活及其心灵挣扎，还是有一定深度的。”

　　雷达表示，全文收录的7部小说之外，节选部分更能充分体现当代文学在这个时间段中的多元特色。

　　据他介绍，节选部分如王小波的《黄金时代》，表现了性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对人的“被设置”的悲剧性处境的描绘，是一种新的观察角度；残雪的《突围表演》，曾被认为是先锋写作里特别极端的东西，有它的尖锐特点；还有一些实验性的小说，比如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代表了这个时间段中国文学的震荡、变幻和求新求变；重新观察和诉说历史的作品不少，如《曾国藩》、《少年天子》、《白门柳》、《南渡记》等都入选了。

　　“这个选本，回顾了中国这20多年的长篇小说，我认为是比较公正的，没有什么明显太差的作品入选。当然换一个主编肯定会有不同的面貌，但他也得考虑，大系毕竟是大系啊。”雷达对自己的工作这样总结。

　　《平凡的世界》为什么没有全文入选

　　“那些质疑某位作家、某部作品没有入选的人，我请他们先搞清两个概念：一，我们选择的是从1976～2000 年间出版的作品，这个时间以外的，再好也选不进去。有人质问我为什么不选《秦腔》，就是没有搞懂时间段；二，我们选择的是长篇小说，有些作家很有名，但不见得他的长篇小说有名。”雷达继续回应外界的一些质疑。

　　据他透露，苏童、王朔没有入选，因为他们最著名的作品大都是中篇小说，王朔在这个时间段的《玩的就是心跳》，全选或节选都不太合适。

　　一些作品因未达到长篇小说的篇幅而未选入，另一方面，有些作品却因篇幅太长只能节选收录，路遥《平凡的世界》就是如此。

　　“有人很激动地问我《平凡的世界》为什么不能全文入选，它有三大卷呐，130多万字，如果全选了，就占了总篇幅的一大半，那不成了‘平凡的世界’大系了吗？别人的作品还怎么选？”雷达说，“这次全文收录的7篇小说字数都在30 万字左右。”

　　雷达曾在《大系》编纂过程中对媒体透露过，他会将金庸的《射雕英雄传》收入。《大系》出版后，“射雕”却没有出现，这引起了种种猜测，雷达对此的解释是：事情很简单，因为第四辑已经收入了金庸的《笑傲江湖》。

　　“这个大系带有文学史的文献性质，不是说哪个卖得好，就选哪一个。它是一个历史的记录，一个作家已经有过记录了，除非他太轰动，如果不收入这段历史就没法交代，否则，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不重复选的。”同样因为这个原因，长篇小说《李自成》也被排除在第五辑的名单之外。

　　1976年～2000年这个时间段内，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文学奖项之一——茅盾文学奖已先后评选过5次，共有 22部作品获奖。将《大系》长篇小说的入选名单和茅盾文学奖的获奖名单对比，不难发现：在全文入选的7部作品中，茅盾文学奖作品只有3部。节选作品中，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也未过半。

　　“我们的选择和茅盾文学奖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我们主要是从权威性、文学性、思想艺术的结合上，以及在时间考验面前的品质等方面来考虑。”雷达说。

　　“个人趣味”和“公允心”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的总主编是王蒙和王元化。陈思和、雷达、李敬泽、谢冕、李辉、沙叶新等专家学者，分别担任各分卷主编。

　　编选时间段界定为1976～2000年，在去年去世的总主编王元化看来，这个时期的文学，在各个方面，包括思想内容、文学技巧等等，都有很多新东西，所以有许多值得留在历史文献中的内容。

　　2007年5月，《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分卷主编第一次会议在杭州召开，总主编王元化在书面意见中特别提到：“希望主编不要过于发挥自己的个性，而是应该尽量从文学史的角度出发，尊重文学史上的评价，以历史文献的眼光进行编选，而不是代表个人观点。……因为这毕竟是历史文献性的东西，要有一份公允心。”

　　约半个世纪之前，沈从文就《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辑也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编纂于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辑，一直以其“超一流”的编选者阵容(鲁迅、茅盾、郁达夫、朱自清、胡适等)备受推重，一些编选者的个人喜恶，亦清晰地在他们的选本中展现。

　　比如，在郁达夫负责编选的“散文二集”中，周氏兄弟的文章占十之六七，对此郁达夫在该卷序言中的解释是：“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周作人两人的最为丰富，最伟大，我平时的偏嗜，亦以此二人的散文为最所溺爱。”

　　沈从文在写于上世纪50年代的《读〈中国新文学大系〉》一文中，曾对该辑编选时的“个性化”颇有微词：“一种书的编选不可免有‘个人趣味’，不过倘若这种书是有清算整理意思的选本，编选者的自由就必须有个限制。个人趣味的极端，必将影响这书的真正价值。”

　　对此，第五辑的文学理论卷主编，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这样理解，“第一辑，一些学者可以随心所欲地编，因为他们不负担一个文学史的责任，但是越到后来，《大系》就越有文学史的作用。”

　　“现在这样大规模地编选，如果完全任由编选者随心所欲是有问题的，”陈思和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大系》毕竟还有一个比较客观地呈现这个时段文学面貌的功能。”

　　但“克制个性”“不偏不倚”一旦过头，则又可能造成“排排坐、吃大锅饭”的后果。事实上，这次的《新文学大系》已经受到了这方面的批评。

　　“现在这个‘大系’的编纂，看起来却没有那么多的价值和趣味得以突显，很多作家作品的选择，颇有平衡和安慰意味。”7月8日，批评人乐颜在《新京报》撰文表示。

　　在2007年的分卷主编会议上，陈思和也曾提出，《新文学大系》的后几辑有些过于偏重整体，而没有突出重点作家。短篇小说卷的主编李敬泽对此深有同感。

　　在李敬泽看来，短篇小说的编选是“和遗忘做斗争”，而编辑守则中每个作家的入选作品不能超过三篇的规定，让他有些无奈——这使得短篇小说三卷篇幅，收录了120多位作家的作品。他将之形容为“开作家代表会”。

　　对“敏感”作家作品不回避

　　在这次的编选宗旨中，编选作品的地域范围，原则上包含了港澳台地区，但在实际操作中，这条规定变成了“入选的港澳台地区作品必须在大陆正式发表过”。

　　“因为大陆学者对于港澳台文学作品的研究相对来说不够完整和深入，一些在港澳台地区发表的作品，大陆这边不能及时看到。所以，第五辑和第四辑一样，只能象征性地收录一些在大陆发表过的港澳台文学作品。”全程参与《中国新文学大系》编纂工作的上海文艺出版社资深编辑赵南荣向本刊解释说。

　　因此，在长篇小说中收录的港澳台作品，只有白先勇的《孽子》和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短篇小说分卷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收录港澳台作品，受这个规定影响最大的则是文学理论卷。

　　另一个更为突出的问题是“敏感作家作品”。

　　“‘文革’结束以后，特别是80年代，有一些敏感作品出来，要不要收？”赵南荣曾就这个问题专门征求过王元化的意见。

　　“我个人的意见，这些作家、作品是作为历史事实摆在那儿的，而展现历史则要尽量做到完整。”王元化在书面建议中回答。

　　最终，在编纂过程中，对敏感作家和作品基本秉持了不回避的态度。文学理论卷中收录了大量李泽厚、刘再复等人的文章；长篇小说卷中也不乏《黄金时代》、《羊的门》等一批在当时争议很大的作品。

　　即便如此，还是有一些作品，如贾平凹的《废都》等未收入《大系》。-

　　百卷“大系”与中国文学史

　　“百卷沧桑，百卷心事，百卷才具，百卷风流。呜呼，不亦盛哉!”王蒙在为新近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所作序言中，这样总结已成书五辑100卷的“大系”。

　　作为一项始于上世纪30年代初的文学工程，“大系”的编纂，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1935年，《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辑(1917～1927)出版。在这部由年轻编辑赵家璧倡议编纂的宏大著作中，鲁迅、茅盾、郁达夫、朱自清、胡适等“五四”新文学的干将充当各卷主编。蔡元培在总序中，称赞赵家璧以“大系” 形式对“五四”以来第一个十年的中国文学先作了一个总检查的编选方法，称其“使吾人有以鉴既往而策将来，决不是无聊的消遣！”

　　为文学开新路，为史家供材料，第一个十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居功至伟。

　　其后，由于战争不断和“文革”等历史原因，“大系”的续编工作中断了半个世纪。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文艺出版社才重新接过了这面大旗。

　　1982年12月，“大系”第二辑(1927～1937)的编纂工作正式启动。时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丁景唐和赵家璧等，拜访了叶圣陶、周扬、夏衍、聂绀弩、吴组缃、巴金、丁玲、芦焚等前辈作家。

　　第二辑中新增了杂文、报告文学、电影文学等卷目。全书约1000万字，容量是第一辑的2倍，展示了新文学运动第二个十年，即“左翼十年”的文学概貌。叶圣陶的《倪焕之》、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肖军的《八月的乡村》和李人的《死水微澜》入选长篇小说卷。

　　1991年1月，第三辑(1937～1949)20卷完成编纂。革命历史剧《万水千山》、老舍的《茶馆》等作品入选。王瑶、康濯、沙汀、荒煤、柯灵、刘白羽、陈白尘等人分别为各卷撰写了序言。

　　1997年11月，“大系”第四辑(1949～1976)20卷出版。该辑中收录了梁斌的《红旗谱》、杨沫的《青春之歌》等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7年以及“文革”十年中为数不多的较优秀的长篇小说。

　　2009年7月，《大系》第五辑(1976～2000)30卷付梓。

　　从1935年出版的第一辑到刚刚出版的第五辑，《中国新文学大系》共辑录各类中国文学作品恰好100卷。

　　洋洋百卷，让人想起赵家璧先生生前引为至言的那句“书比人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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