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刘震云酝酿三年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作品研讨会在京隆重召开，与会的评论家高度评价这部作品。会议由著名评论家、《人民文学》杂志社主编李敬泽主持。

　　张清华：我一开始也觉得小说题目和内容有点距离，大家说是切题的，那我也没办法了，可以理解为一种张力。题目把我们的理解引向特定的历史情境，受到误导。

　　我读这部小说感到很震撼，这部小说体积宠大，幽深，在空间上可以无限绵延下去，对我们的经验构成了考验。在语言上，这部小说非常有想法，是自觉的叙事，这不只是汉语的自觉，而是语言的自觉。他试图要对语言和叙述的关系进行讨论，这是有原小说的野心的。题目让我从世俗化层面上来理解这部小说，但读完后感觉它具有寓言色彩。小说写了两个主要人物，最终要思考的问题是什么？我觉得他可能是怀着平静中的悲怆和大孤独对中国文化进行整体的思考。小说中的人物在伦理上是紧密的，在生活上却是疏远的。这样的寻找总会带来一种绝望，小说的时代跨度长达百年，是祖孙三代的经验，历史却并没有显示出任何的改变。出走也好，归来也好，都是迫不得已，这种交流的渴望是难以实现的神话。

　　从横向的角度说，老詹和吴摩西也没有沟通的可能，中国人对詹牧师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自我意识是没法理解的。这是关于中国文化的寓言。

　　这也是一部有命运感的小说，是对中国人命运的思考，小说人物像偶然中充满必然的羊肠小道，充满迷雾，这样的生存是孤独的，这与小说结构是紧密相连的，杨百顺是被迫出走，出生之地成了无立足之地。归来也不是失意的循环，而是文化的宿命，这可能是我们民族的种族记忆中对寻根主题的宿命。刘震云并不靠诗意的叙述回应知识分子面临的问题，失意说到底是残酷的，中国人没有出路的绝地之思。小说的理念是诙谐的，但掩饰不住残酷，中国人难以与人言说这样一个大的呼号。

　　叙事方面，我归纳几个要素：一是对称循环。这是个简练的框架。中国式的叙事讲究整体的闭合和完整性，起点和终点是重合的，《水浒传》就是如何，从散到聚，再到散，《三国演义》是分与合的完整对称。《一句顶一万句》的出与回也是这样，这是非常必要的，这种简练的结构使散有了意义与意味。这样的结构也回映了题旨的寓义，达成完美统一，构成整体的荒诞。

　　二是真实与荒诞。小说中的人物往往是发现说得着，最后又说不着。这种叙述的重复性和丰富性形成了很好的关系，否则整体拿捏就有很大困难。每个小节的叙述是丰富而细腻的，人物的相遇、相识、相知、绝交是真实可信的，局部不荒诞，但形成整体就是荒诞的。

　　三是叙事的方式是羊肠小径，串连了无数浮生影像，形成了巨大的迷宫，这像博尔赫斯的诗歌《迷宫》，两个博尔赫斯在相互寻找，最后相遇。

　　四是华彩的乐章。寻找巧玲开始，小说的旋律发展到高潮，有了韵律之美。

　　如果有问题的话，就是繁与简的关系。小说的简是大作家的对人生的整体把握，没有问题，但细处的人物太多，必然使人物符号化，不再具有本体意义。重复充满了遗忘，这是没法处理的悖论。

(编辑：陈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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