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周有光在常州中学读书。常州中学的古文和英文教学水平都高。学生读的世界历史、世界地理、化学、物理、生物都是用英文课本。一直到今天，好些外国地名，周有光都只记得英文。

　　拿着旗子上街

　　在白话文运动兴起之前，常州中学的国文教学仍以古文为主。周有光回忆：“我的老师教古文，但是提倡白话文，又不能教白话文，写文章主要用文言文，白话文写得好不算数。我在读中学预科时，补读古书，特别读了《左传》，一篇篇地背，那时候古文进步得快极了。我的老师教《古文观止》，他喜欢韩愈，因此我们大家都跟着他喜欢韩愈。现在想起来，那时候很糊涂的。那时候记忆力非常好，所以读了很多古书。我有一个同学叫史松培，溧阳人，那时候自修室一张桌子两人用，我跟他一张桌子，受他的影响，他从小就读许多古书，我很羡慕他。他很用功，清早五六点人家还没有起来，我们就起床，我跟他念了许多古书。”

　　常州中学的教员中有水平很高的进步人士，对周有光影响最大的是中文教师吴山秀。学校会请一些有名的人来演讲，叫做“名人演讲”。有一次请了吴山秀来讲，黑板上写好了“名人演讲”，吴山秀一上台，用笔把“名人演讲”改成“各人演讲”。当时的中文教材都是文言文，可是吴山秀在解释这些文章时发挥了自己的思考，给学生印象深刻。吴山秀提倡白话文，可是当时白话文不能进课堂，他就在课外教学生看白话文，写白话的文章，在中文课上灌输“五四”运动的思想。

　　“五四”运动爆发时，周有光只有13岁，但如今还有些印象，他回忆：

　　“‘五四’运动对我们来说，有几个概念，一个是要搞白话文，一个是要爱国，反对帝国主义。这都是老师引导我们。我们每个人拿一面旗子，上面写‘同仇敌忾’几个字，我们都不懂，老师叫我们写就写。我到茶馆去演讲，茶馆里的人都停下来听我演讲，看不见我的人，我个子长得慢，当时很矮小，一个客人就把我抱了站在桌子上面讲，茶馆里面的人起劲得不得了。”

　　在周有光看来，“五四”运动不是学生上街那么几天。清朝末年思想激荡很大，现代化的思潮到“五四”达到一个高潮。

　　重温那个时代的风气，周有光反思：“‘五四’运动影响相当普遍，小地方都有活动。“五四”的确是个广泛的思想活跃的时期。我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觉醒的一个高潮。‘五四’提出的口号‘民主’、‘科学’完全正确，解放后要抨击‘五四’，这是错误的。仔细研究，‘五四’时的文章没有整个否定传统，对儒学也没有完全否定。有人考证，‘打倒孔家店’不是‘五四’时提出来的，是后来提出的。”

　　启蒙以语文运动为先导

　　周有光对“五四”时代的主将胡适十分推崇。有意思的是，胡适与周有光的岳父张武龄是朋友，与周有光的连襟沈从文是莫逆之交，曾专门请沈从文到学校去教白话文。胡适一生提倡的白话文运动，更影响了周有光对语言文字研究的兴趣。周有光说：“胡适是从美国回来的，有眼光。美国的研究是现代重，古代轻，中国是古代重，现代轻。中国研究文字是讲古代的，没有现代的，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文字改革变成一门学问。”

　　周有光认为“五四”运动的先锋是白话文运动：“这个现象好像非常奇怪，后来胡愈之的解释非常好，他写过一篇文章，认为西欧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语文运动为先锋，中国的启蒙运动也是以语文运动为先导。”而正是“五四”运动的影响，使周有光一生与语言文字研究结缘，成为语言学家。

　　常州中学的学生中还出了不少人才。后来成为著名语言学家的吕叔湘是比周有光高一班的同学。周有光回忆：“我很钦佩他。他从前在家里读古书，我没有读，他会背《诗经》，我不会背。后来我搞语言，他是真的语言学家，我是假的，跟他往来很多，而且他的观点跟我一样，所以相处很好。吕叔湘的哥哥非常有名，叫做吕凤子，是画家，也在常州教图画，我的父亲教中文，吕凤子跟我父亲很要好。”

　　当时常州只有两个中学，一个男中，一个女中，周有光的父亲周保贻在女子中学里教书，后来办了一所国学馆，收学生，教古文。周有光回忆：“我跟父亲在一起很少，不过我的印象中，父亲的脾气还是很好的，他并不固执，那时候提倡白话文，他教古文，可是不反对白话文。”

　　“五四”思想影响一生

　　周有光记得，“五四”时代的思想传播很特别：常州、苏州、上海很近，但是常州就落后，苏州思想进步一点，上海思想更进步。常州人说：“中学毕业很好了，用不着进大学了。”苏州人说：“中学不行，一定要大学毕业。”上海人说：“大学不行，一定要留学。”一个地方差那么一点点，思想就不一样。地理条件跟社会问题有密切联系，外国的新思想、新生活都是从上海传到苏州，再传到常州的。

　　“五四”思想影响了周有光一生。不久后，周有光随母亲从常州搬到苏州，再由苏州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一进大学，周有光就发现语言生活完全改变了，因为圣约翰大学一天到晚都讲英语，只有中国文学、历史课用中文，其他一概用英文，用了才知道方便。字母的科学管理方法，一系列的事情都不一样。

　　大学毕业后，周有光参加了拉丁化运动。当时拉丁化运动影响很大，上海是中心，中国有50多个城市都有拉丁化会。一直影响到南洋，泰国也有拉丁化会，香港是一个重点。过去罗马字只是在知识分子当中使用，没有影响到群众，拉丁化运动却影响到广大群众，工人都来参加。周有光参加拉丁化运动以后，觉得别人的意见有些地方不对，要搞方言是可以，可是不能各归各搞，相互毫无关系，要有一个共同的基础。于是，他提出方言拉丁化方案要相互沟通，这一点对拉丁化运动产生了影响。陈望道认为周有光的意见很有新意，他的鼓励加深了周有光对文字改革的兴趣。

　　1955年，时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周有光受命到北京，进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从事语言文字研究，成为“汉语拼音方案”的重要设计者。

　　余英时在《周有光百岁口述》的序中认为，周有光在中学时代接受了五四的洗礼，完全认同于“民主”和“科学”。“他心目中的‘现代化’是怎样使中国的传统逐步转化为‘现代’。他从来没有相信过那种粗暴的狂想，认为只有把‘传统’摧毁得一丝不剩，然后中国才能开始‘现代化’。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他是真正从‘传统’成功过渡到‘现代’的知识人。”

　　年过百岁，周有光依然思考着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他认为：“我们中国从清朝末年到今天，都处于现代化改革的过程之中，现代化改革的一方面是语言文字的改变。我个人的感觉，20世纪90年代我们的语言现代化工作发展得较快，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要达到这个目标，还要做很多的工作，比如普通话要制定一个标准，要做教育工作，我们的文字特别困难，我们要使它变得方便一点，太困难的地方要改掉一点。当然，基本上要依照原来的，不能改动太多，逐步的改动是可能的。文字改革、语文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方面，重要性也就体现在这个地方。”而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周有光深情地展望：“我对中国未来是乐观主义，我认为中国的未来跟世界的未来是一致的。社会的发展是有一个规律的，规律可以暂时离开，不能长期离开，迟早要按照规律前进。现在的规律世界都向民主制度前进，美国这一点做对了，美国能够看到世界前进的趋势，跟着这个趋势推广民主制度，这是美国聪明。民主制度是逐步前进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民主大大发展；苏联瓦解以后，民主又大大发展。根据外国人的研究，大概需要30年，30年以后中国可以走上民主道路。方向都是一样的，一定是走向世界共同的民主道路。”(本报记者 李怀宇)

(编辑：张佳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