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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香港行:我和于丹以身试法犯“游荡罪”

http://book.sina.com.cn 2007年08月24日 10:28  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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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在香港书展上发言。 中新社发 武仲林 摄

  中新网8月23日电 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刊文《易中天(blog)在香港品人论史》报道易中天的讲史观,易中天称,香港有个“游荡罪”,自己和于丹以身试法冒着游荡罪的风险在一座桥上走来走去。过去的问题是,民间的传承和学院的传承,井水不犯河水,或者说风马牛不相及,当中缺少一座桥梁、一个中介,而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贡献,就是搭建了这样一个可以让两种传承方式相互对接的平台。

  如下是该文内容摘要:

  陪易中天在香港湾仔一家餐厅用餐,有一对中年夫妻上前来,男士用生硬的中文问:“请问,你是易中天先生吗?”“是啊。”易中天点点头,他心里还以为是大陆来香港旅游的观光客。“唉呀,你的《品三国》讲得好啊。”那女的急匆匆说。见这对夫妻说话时的中文有些生硬,易中天就问:“你是香港人,还是从内地来的?”“我们是正宗香港人。”“你们怎么能看到我的节目呢?”“中央四台播的,昨天还在播你的节目。”于是,这对夫妻兴奋地用手机与易中天合影。

  易中天从香港去澳门,在澳门过海关的时候,海关关员一见他就说:“欢迎你来到澳门,我看过你的节目,太喜欢了。”在中国大陆已成为“明星学者”的易中天,其影响力在港澳也能感受到。在铜锣湾一家二楼书店,易中天新书海报,竟然比刚刚在全球首发的《哈利?波特》终结篇的海报还要大一倍。走进香港会展中心,书展通道走廊悬挂的宣传海报,最显眼的就是易中天、于丹和莫言的,易中天那海报上,醒目的四个大字“学术超男”。当有人问他对此的感觉时,易中天重重叹道:“我连反对的兴趣都没有了。”

  对自己在香港有如此知名度,如此受读者欢迎,易中天自称“多少有点意外”。他说:“广州人是不看中央电视台的。不看的原因主要是语言障碍。由此推论,香港人也不看。香港人听粤语听惯了,觉得听普通话没意思,品不出那个味道。你用普通话说事,北京人听了哈哈笑,广东人觉得没什么好笑。我去看粤剧,全场哈哈笑,我也觉得没什么好笑。没想到香港、澳门还有那么多人喜欢看我的节目,我当然很高兴。”

  易中天接着说:“我可以坦率地说,我本来就是南北通吃的,唯一忧虑的就是粤语地区,这块地方我可能没办法。当然,在广州地区,我的书也卖得好,文字阅读和语音不一样,文字阅读没有障碍。一般作者主讲,在北方受欢迎,不一定在南方受欢迎,在南方受欢迎,就不一定在北方受欢迎,南北通吃的很少。因此,我一直以为粤港澳地区会有问题。在香港有那么多人喜欢我的节目,是我没想到的,我非常高兴。”

  在今次香港书展期间,易中天除了与于丹有一场对谈外,他还有一场专场演讲。讲题是“品古人品名人”,副题是“我们怎样看历史”。他在演讲中,以诸葛亮这个既是古人,又是名人的人做案例分析,阐述今人怎样看待历史。他认为,历史有三种形象:历史形象、文学形象、民间形象。作为研究者,不应该允许自己喜欢哪个人物,要尽量客观。

  他说:“整个《品三国》节目要传达的是这么一个观念,即不要像很多网友那样,非要站在哪个立场上。节目播出后,我发现很多网友是有立场的,曹操立场的就要骂诸葛亮。其实,他们都是我们的古人,都是我们的历史,都是那个时代的英雄,只是各有特色。我要做的工作是把他们各自不同的特点挖掘出来,学习他们身上的优秀的东西,汲取他们身上的各自的教训。这是我的基本观念。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人。一个人再好,也会有人性固有的缺点,一个再坏再恶的人,内心深处也会有人性中善良的一面,或者说有值得同情的一面。有些文人看不懂,总是认为我在给古人名人刻意做翻案文章,我抱着无限的同情去阅读那些批评文章。这是受了传统历史观对他们的毒害,总要分善恶、忠奸。”

  易中天研究历史和历史人物,尽量不带自己的好恶与立场。他说:“要设身处地替人想,每个人物,你都要站在他的立场替他想,多一分同情和理解,以前之所以有那么多误解,好像我是曹操集团的。其实,我是顺着秩序往下讲的,现在还没有播出的,有六集讲诸葛亮,六集讲孙权,还有四集作总结。现在有曹操集团的人开始骂我,说我叛变了,要说诸葛亮的好话了。其实我自始至终是一个态度,对所有的这些历史人物,都要抱有理解之同情。我在讲曹操的时候,观众就说我这个人就是曹操。可能我在讲诸葛亮的时候,讲孙权的时候,观众又会说我这个人就是诸葛亮,就是孙权了。”

  易中天早年写过一本书《帝国的惆怅》,书中讲了明朝权臣严嵩。他是公认的大奸臣,干了很多坏事,但易中天觉得他很可怜,寄予同情。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为了拍皇帝的马屁,竟充当皇帝实验室的小白鼠。皇帝喜欢炼丹,炼那长生不老药,丹炼成了,是不是有问题需要人试验,严嵩去试验,先吃一粒,而后写实验报告,人们说他是奸臣,易中天却说是忠臣,最后被皇帝说抛弃就抛弃,完全是冤案。易中天说:“难道他没有值得人同情之处吗?这样的眼光看历史难道不对吗?非要提到某个奸臣时,咬牙切齿,义愤填膺,表现出你的道德感。我看,很多人是在做道德秀。我要做的工作就是把我对历史人物的真实了解,原原本本告诉我的观众和读者,告诉他们世界没有那么简单,人性也是复杂的。”

  在香港书展的各个场合,人们总是会问易中天,为什么他讲历史与别人不一样,能赢得那么多观众和读者。他自称犯了“游荡罪”。他说:“香港有个游荡罪,我和于丹以身试法,冒着游荡罪的风险在一座桥上走来走去。长期来,历史的传承,民间用民间的方式在传承,学院用学院的方式在传承。过去的问题是,民间的传承和学院的传承,井水不犯河水,或者说风马牛不相及,当中缺少一座桥梁、一个中介,而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贡献,就是搭建了这样一个可以让两种传承方式相互对接的平台。平台搭建了后,需要有人在中间走来走去。我和于丹不过是不怕犯游荡罪而走来走去的人而已,如果说我们引起了什么反响,用传媒的话说,引起了风暴之类的话,那就是让历史从大众走向书斋,从书斋走向大众,大家发现原来还有这样的路可以走。”

  看到香港有这么多人热情高涨地来书展买书看书,他很高兴,说“读书是一件好事,读书的人多,更是一件好事”。他认为,全民阅读,先要让大家爱读书。一位女记者问他怎么能让大家爱读书呢?他反问:“我问你,你怎么能做到让一个男人爱上你?可爱的人才被爱。如果一个人是可爱的,就肯定会被人爱上,挡都挡不住。不是有不少网民说,嫁人要嫁易中天嘛。要让大家爱上一个人,就是要让这个人可爱。如果要让全民爱上读书,只有一条出路,就是书要可爱。你板着一张教师爷的脸,开口就训人,写的书谁都看不懂。出来的书没人读,活该;卖不掉,活该。除了个别的出于科学研究必须出版的供少数专业人士读的书以外,我主张大量的作品应该推向市场,由市场来检验。”

  香港书展的活动结束之后,八月

上海书展也请他和于丹去对谈。接着他会好好休息一段日子,看看书,还有一些文债要还,而后没有什么计划。他说:“我不说什么‘封笔’、‘封口’之类的话。到时再看灵感。我做事情的特点是决策靠灵感,执行靠计划,一旦决定要做这事情,计划性就非常强。我到一个地方,是要求接待方打出单子的,几点几分干什么。但是,决定做什么,不做什么,我是靠灵感的。”(江迅)

(编辑 小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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