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汉学家顾彬专访：中国文学热已经过去了

顾彬认为，中国作家盲目自信。本报记者王嘉宁摄

　　作为西方知名汉学专家，参加汉学大会的顾彬显示出对中国当代文化，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了如指掌”。这位随时能举出中国当代知名作家例子，甚至还拿于丹开玩笑的老外认为，中国人现在最看不起自己的文学，并指出中国当代作家普遍缺乏外文基础，导致与世界文学的距离感。

　　中国人现在最看不起自己的文学

　　新京报：你对中国的现代与当代文学有什么话要说？

　　顾彬：我们汉学家，如果不会古代汉语，要了解孔子，总不能通过于丹了解孔子吧（笑）。中国的于丹太多了。而中国学者基本是通过我们国家的“于丹”来了解我们。

　　中国的学者对中国的了解很有限，常常不能用另外一种语言、从另外一种领域的角度看。中国学者现在最看不起自己的文学，我们老想救救中国文化。现在很多中国学者评论传统文学的时候用“黑暗”一词，如果那么黑暗的话，为什么那么多外国人喜欢孔子、宋朝的散文、明朝的小说？

　　新京报：这么说你很喜欢今天的中国诗歌、散文、小说？

　　顾彬：我只看了一部分的新诗，翻译了20几个诗人的作品，我对他们评价非常高。我跟中国当代读者和中国当代学者的角度不一样，我是从现代性的角度上来看中国诗歌的。中国学者认为，他们可以不学法语、可以不学西班牙语来了解戴望舒和北岛，这是胡说八道。如果一个学者研究戴，他可以不看戴的法文诗吗？另外，戴模仿或是跟着法国诗人写过诗，如果你不知道戴用中文写的诗是模仿、重写、还是充满了自己的创造力？

　　中国当代学者如果搞现代文学，他们应该学外语。鲁迅的中文受到了德文和日文的影响，如果一个人不了解德文和日文，能了解完全的鲁迅吗？当代中国没有散文、话剧，也没有真正的小说。有一些小说家是不错的。他们在八九十年代发表的东西有一定的历史和文学意义。中国的一些作家在国外很有名，但你认真的看，他们的每一句话，从语法、意义到美学，没办法与欧洲中等的小说家比。我也是作家，我看到中国作家在国外发表的作品，就觉得他们没法跟我们当地的一些小说家比。冰岛只有5万人，都有人拿了诺贝尔文学奖，但中国没有，为什么呢？

　　新京报：你认为中国作家有没有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呢？

　　顾彬：目前没有，另外，能不能获诺贝尔文学奖也不是一个标准。

　　新京报：获不了诺贝尔，是不是说我们的文学就不行了？

　　顾彬：也可以这么说。

　　中国当代作家缺乏翻译基础

　　新京报：你认为一个读外国文学原文的鲁迅，与今天读着中译本成长的中国当代作家的区别是什么？

　　顾彬：中国当代作家的基础是一个翻译的基础，是一个假的基础。鲁迅是真的懂德语、英文，你能看到他的基础是原文。如果没有卡夫卡、没有拉美文学，就没有韩少功。但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怀疑是，它是不是从一个翻译成中文的外国文学抄下来的。这只是怀疑，我希望不是这样。在德国，一个重要的作家一定是一个重要翻译家。可是一般来说，现在中国作家轻视翻译。

　　德国曾经有位作家说，自己搞翻译工作的原因是想通过另外一种语言找自己的语言。如果你把这句与顾城和翟永明联合起来，会吃一惊，顾城和翟永明都说得很清楚：“如果我们学外语，会破坏自己的母语。”为什么鲁迅不觉得会破坏自己的母语？为什么林语堂、张爱玲不会说类似的话呢？

　　新京报：那你认为文学翻译的意义在哪里？

　　顾彬：翻译文学非常重要，如果一个学者只看翻译文学、不看原文，他们抓不到这个文学的真伪。1949年前的学者是可以看原文的，可以感觉到文学的本质是怎样的。中国现在的学者由于外语水平低，他们感觉不到这个译本中是不是保留原文的本质。

　　新京报：依你看，当前中国文化有什么缺陷？

　　顾彬：王家新说的我非常同意，中国作家盲目自信。

　　如果你问一千个中国作家，中国作家谁该拿诺贝尔文学奖，一千个中国作家会说自己。你如果在德国，问一千个德国作家，他们会说是别人，不是自己。

　　中国文学热已经过去了

　　新京报：在你开始研究中国之前，中国在你心目中是什么形象？

　　顾彬：在我没有遇到李白翻译成英文的一首诗之前，基本上对我来说，中国是不存在的。就像现在印度对我来说不存在。我不可能研究所有的文化，我要限制自己，把精力集中在某个地方。

　　如果突然印度对我有了吸引力，我也会研究。

　　新京报：中国当前在西方汉学家眼中又是什么形象呢？

　　顾彬：不应该老说什么西方人、中国人。西方包括美国人、日本人吗？我们跟美国人、日本人都不一样。另外，欧洲人之间也有区别。欧洲研究中国当代诗歌的就非常少。也可能每个国家会有一两个人。是的，中国文学热已经过去了。（记者 张璐诗 实习生 何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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