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崛起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无论从国内财富增长的意义上，还是从国际关系的意义上，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如果要问我们自己：我们的国家将如何运用已经获得或即将获得的力量？我们是否作好了成为强国公民的准备？答案并不简单。

　　张剑荆最近出版的《中国崛起：通向大国之路的中国策》，是目前国内出版的讨论上述问题的专著中比较有分量的一部。在该书中，作者将“如何驾驭这一力量，如何使用所获

得的力量”看作是中国在21世纪的“生死问题”。这个问题被作者进一步概括为“和平还是非和平”，这让人想起哈姆雷特的著名质问：生存还是死亡，那是一个问题。作者说，与如何获得力量相比，如何和平地使用力量越来越重要。

　　近百年来，中国的基本问题一直是如何摆脱贫弱走向强大。虽然在经过20多年的发展后仍然存在着经过“历史三峡”的重大挑战，但是，力量相对较快的增长，尤其是在力量的分布还不均衡的情况下，如何对待力量的问题，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了。作者将这一问题视作是

　　所谓特定的情景，在作者看来，是由我国的多重转型组成的，他们包括：1、工业化转型；2、市场化转型；3、知识社会转型；4、全球化转型；5、民主化（或宪政）转型；6、文明转型。在发达国家，这些转型是在几百年间渐进展开的，而在我们这里，却是压缩到了同一时空中。作者写道：中国转型的独特性在于，在每一历史时期，转型都是一场没有完成的事件。帝国转型失败了，国家主义转型也没有完全成功。“革命尚未成功”既是孙中山先生的遗言，也是中国命运的谶语。其结果是，当我们进入到全球化时代，我们还不得不处理其“史前时期”的问题。不得不继续同那些未终结的幽灵周旋。这些先前时代的幽灵就像马克思描述的那样，时常穿着新的衣服，来到我们身边，与当代人迫切的议事日程一道，占据着显要的位置。

　　多重转型在我们这里自然转变成“身份焦虑”。作者说：“渴望肯定的情绪变得非常强烈。青春期的敏感伴随着对力量的自我感知，从而造成一种十分复杂的心理情境。在这样的时刻，尤其需要理性的呵护和关照”，需要不陶醉于力量，不停留于力量，而是对力量进行反思。这个问题提的早了点吗？我不这样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问一问：在我们自己身上，在我们周围，存在着浮躁和骄矜吗？

　　没有想到的是，反思的结果将我引向了伟大的伯克。这位最伟大的保守主义者主张，审慎是一种政治美德。在讨论英国的海外扩张时他说，他最大的担心是“害怕别人太怕我们”，为此他主张节制，主张妥协互让。“当你的周围弥漫着一片傲慢与狂妄时，当那些拿人的生命作儿戏的人使你谨慎和冷静时，你有勇气表现出畏惧正说明你的头脑已做好准备迎接考验。在普遍的轻率与浮躁中，会发现这样的头脑存在着一种冷静沉着、泰然自若的品格，迟早会作为一个中心把所有事物都吸引过来。”

　　可以说，张剑荆先生提出的“中国策”，与伯克开创的伟大传统连接起来了。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伯克的传统总是与时宜不合，但是，在快速增长了20多年之后，对公正、平衡与和谐的需求，对节制和审慎的需求，将我们领向这位总是被忽视的智者。如果说，21世纪将出现一个中国定义的国际秩序，那么，审慎和节制的美德，将会使中国成为把一切事物都吸引过来的中心，为此，我们说，现在已经到了需要一种力量哲学的时候了：

　　如果没有对力量的控制，再强大的力量也还是不够强大；力量虽然弱小，但是如果能够控制，弱小的力量就会寻求与自己的力量相一致的目标，从而也可以避免失败。(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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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临江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