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80后作家笛安:我喜欢绝对的创造

2014年11月15日17:25  新浪读书  微博

专访80后作家笛安:我喜欢绝对的创造

  导语

  笛安的梦想是有生之年写出一部像《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样伟大的作品。当她把这件事对一个前辈说起,前辈作家笑着说:“我三十岁以前也是这么想的。再过些年你就知道不可能。”而经历了漫长瓶颈期的她依旧怀揣着这个似乎遥不可及的梦。她说,“如果一样东西在你心中代表完美,你就要不停地去接近它。”

    采访/李唐

  “再惊心动魄的大事,也要由小细节来推进”

  历史题材小说很难驾驭,看到你之前说为写这部小说准备了大量素材。期间有没有感到不自信或绝望的时候?

  笛安:也有过非常举步维艰的时候。不过你要连载总不能开天窗是吧?真正困难的地方在于,你怎么真正想象一个古人的情境?因为古人的价值观与我们迥异,在那种观念里你要虚构出让人信服的喜怒哀乐,这是很考验人的。我个人觉得所谓小说的想象力,就是能想象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情感模式,这是决定小说水平高下的。

  而情感模式其实就是喜怒哀乐如何配比,不同的配比会滋生很多微妙的东西。

  举步维艰时是如何坚持下去的?

  笛安:就是得写。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经验就是写不出来也得去写,困难总会过去的。遇到“坎”的时候如果你放弃了就可能再也不会去写了。当然了,一部小说完成后你会清楚还有哪些部分是你没有写好的,你明明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没有做到,这绝对是有的。不过幸运的是,《南方有令秧》这部小说完成度还是挺高的。

  你写小说之前会列提纲吗?

  笛安:我一般不列提纲。一部长篇小说何时能够动笔呢?我认为就是当我脑子里有了这部小说的核心冲突时,以及与这个核心冲突延伸开来的几个附属冲突,想到这里我觉得就可以写了,剩下的再慢慢填满。

  这种历史题材本身是否会束缚你?

  笛安:不会的,无论现代题材还是历史题材,故事的核心冲突不会有变化。但我理解你的意思,所以我说想象必须要合理,这并不容易,一个价值观和你这么不一样的人,你怎么写得令人信服,这是一个挑战。但这和故事的矛盾冲突并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东西。

  这部小说是否达到了你心目中的理想状态?

  笛安:对于理想状态,你能做到百分之七八十就非常成功了。我比较满意的一点是,这个小说还是贯彻了当时我想要表达的核心,就是一个女人一生的奋斗。这个姑娘把贞洁牌坊当成一种事业在经营,经过重重磨难,你可以看到她的成长变化,以及男主角的变化。我觉得小说写到这个程度,已经算是完成度不错的,我认为算是及格了。张爱玲曾教会我一件事,就是“再惊心动魄的大事,也要由小细节来推进”。比如《色戒》,所有大事都是在几张麻将桌上推进。我从12岁看张爱玲的小说,这是她教会我最重要的事,我要遥远地感激她。

  “小说不是你经历了什么就能写进去的”

  你说这部小说中注入了很多现代精神,最明显的体现在哪里?

  笛安:至少我在写一个女人如何实现自我。当时写这部小说时我想到徽州那种林立的牌坊,女人和牌坊是一种很沉重的关系。我想写这么一个女人:她生在那个年代,她没有机会拥有自己的事业,没法像现代的女孩一样自己去选择什么。一个守寡的妙龄女子,在四百年前的命运,就只剩下了拿牌坊这一条路,那她如何把这条路走得妙趣横生?我想写一个女人在这么严酷的条件下如何试着去掌握自己的命运,这对于一个女人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你看我们今天有多少女人都不想掌握自己的命运?我喜欢写一些身上有积极人格的女主角,虽然并不一定能导致积极的结果,但身上还是有相当动人的东西。我想,这就是现代精神吧。

  当然,可能真正好的历史小说需要完全还原古人的精神境界,以我现在的能力还做不到。比如《赵氏孤儿》,很多人不理解程婴为何会牺牲自己的孩子去救赵家的孩子,而我认为最动人的恰恰就是没有为什么,就是我答应你了,我就要不惜一切代价做到。这是中国古代最高贵的精神,承诺的力量。而如果你现在要写这样的小说,你如何对读者传达这种精神,如何让读者理解?非常非常难。

  你认为书写历史和书写当下,哪个更困难?

  笛安:都困难。我知道书写当下对今天的很多作家都是困难的事。很多事不是你经历了某件事就能写成小说的,因为文学化的过程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如果什么东西你看见就能写到小说里,那和新闻还有什么区别?小说需要作者个人的精神活动。但是我觉得中国当下的现实可能符合小说家审美的比较少,当然不是说没有,可能是还没有找到。这是艰巨的任务。

  那么你写历史小说和这种审美有关吗?

  笛安:我也忘了为何会突然写历史题材。就是那样一种女人的形象打动了我,她走到我的面前,充满了艳光。

  你写小说是因为经常会被这种意象打动?

  笛安:有时确实如此。但我可能不会马上动笔,当我想到这个故事里的核心冲突时,我觉得时机成熟了,就可以写了。

  “我曾经历漫长的瓶颈期”

  你曾说“以前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包括对小说的理解,都在动摇,经历了一个摧毁重建的过程。”能具体说说吗?

  笛安:这个是四年前的话。写“龙城三部曲”时我在经历一个特别痛苦的瓶颈期。我曾经觉得写作是一件很快乐的事,但就在那三、四年里,写作变得特别痛苦。我其实不喜欢我写出来的东西,我知道它有问题,但我做不到更好。慢慢地,更严重的问题来了:我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更好的。审美标准在瓦解。这只能靠自己挨过来。你跟人讲,也讲不明白。没人关心我在说什么。有时我特别怕面对自己的小说,我知道它不够好。什么才是好小说?我曾经的标准十分简单,但后来变得越来越复杂。

  曾经是什么标准?

  笛安:曾经我觉得动人的就是好小说。当然,我说“好小说一定是动人的”这个没有错,但我对“动人”的这个地基想往深处挖。当时有一个很辛苦的重建的过程。后来到了写《南方有令秧》的时候我才确定这个瓶颈期它过去了。

  看来你的瓶颈期很漫长。

  笛安:是的,很漫长的过程,好多年。2012年写完《南音》之后我就没再写东西。我觉得我必须停下来歇一下。2013年动笔写《南方有令秧》时,我找到了第一次写长篇时的那种快乐,有了一种很单纯的愉悦。像是经历了一次“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再到看山还是山”的过程。也许过些年我还会经历下一场煎熬。

  经历了这次瓶颈期后,你对小说的理解有何变化?

  笛安:我曾经认为一个小说首要的任务是表达自我,而在瓶颈期中我知道不是这么回事儿。“自我”这个东西最终会越来越淡化,越来越不重要,我认为一个人要是写了一辈子还觉得表达自我最重要,我会觉得她没有长进。那个就叫“我执”。虽然每个作家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在画圆,但随着圆的半径越来越远,自我的中心也越来越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当自我越来越不重要时,我认为构筑一个世界出来是更重要的。那时在我最痛苦的时候我去看了诺兰的《盗梦空间》,就像有一只手轻轻点拨了我一下。里面莱昂纳多想培养一个小姑娘当造梦师,那个小姑娘走了,后来又回来了。莱昂纳多问她为什么回来,她说:“我喜欢绝对的创造。”一瞬间我有了一种被点穴的感觉。我要追求的就是这个。所谓绝对的创造,就是你要构筑一个世界出来,这个世界是完整的,这里面究竟哪里是你,哪里是其他,根本一点也不重要。

  《南方有令秧》就是我所做的一次努力。我走了很长的路,来到这么一个地方,令秧让我觉得风景挺好的。

  “如果一样东西在你心中代表完美,你就要不停地去接近它。”

  对于“80后”作家,人们的印象似乎还停留在青春文学的范畴。这部新小说是否有意突破社会对这代作家的认知上的壁垒?

  笛安:我没想过别人怎么去认知“80后”作家,我觉得每个人做好自己就够了。我认为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事,这个世界会美好很多。改变是自然而然的,人到了一个阶段自然会改变。

  你有没有考虑过80后作家停留在青春文学范畴,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笛安:我想一个人既然还在写作,肯定表达的是他觉得最重要的东西。每个人和每个人觉得最重要的母题是不一样的,这个很自然。话说回来,《麦田里的守望者》算是青春小说吧?很多人拿它当“圣经”。所以说,青春小说写到极致也是可以成为文学经典的。

  前些时候《收获》杂志举办的“文学与时代”研讨会上,有学者称80后作家“以破坏者的姿态闯入文坛,但当他们度过青春期后,却都成了文学的乖孩子。”这句话你怎么看?

  笛安:说真的,我不太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我觉得一个人的小说如果写得足够好,是不是“乖孩子”有什么关系?可能他的立场不一样,希望有一种更革命性的力量。以我的理解,我觉得挑战每时每秒都在发生,但不一定每个人都看得到。一个人的眼睛如果只固定在了某个地方,他是看不到正在发生的奇迹的。

  你有文学上的野心吗?

  笛安:我终极的野心是有一天能写出一部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样的小说。这或许是一辈子也实现不了的梦想。如果你问我有没有一部小说代表我对文学全部的梦想,那就是这本书。我对人性深处着迷的部分,我喜欢的冲突,还有我喜欢的情感纠结的方式,以及我对信仰问题所有的追问,这本小说里都有,而且这本小说还有那么精彩的故事!所以这本书就是我的终极梦想。

  人还是应该有点梦想的。我曾跟一个前辈聊过,我对他说我想写一部这样的小说。他非常开心的大笑,说他在三十岁时也这么想,再过些年你就知道不可能的。哈哈。但我过了三十岁,还在这么想。如果一样东西在你心中代表完美,你就要不停地去接近它。

  你写作时是否会回避一些很“宏大”的东西?

  笛安:倒也不会。比如我很关心的一个东西,信仰。它算不算宏大?关心它的人写出来的东西和不关心的人就是不一样。我这一生一定要写一本跟信仰有关的书。可能在我快死的时候吧。

  你理解的“信仰”是怎样的呢?

  笛安: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信仰对我是很具体的事。它是一个看世界的角度的问题。曾经我觉得世界在我眼里就像我看到的这样,但是当我有了信仰后,我再去想很多事情就像一个人第一次戴上3D眼镜的感觉。你会突然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的!”

  作为一个畅销书作家,你写作时会考虑到读者吗?比如知道读者喜欢看什么?你认为作家应该迎合读者吗?

  笛安:我不知道读者喜欢什么,没人能永远做到这一点。我有一个自信,当我很用心在煽情的时候读者体会得到,剩下的我就不担心了。很多人都跟我讲《南方有令秧》这本书在市场上会有一些风险,但我还是写了,畅销不畅销看造化,但对我来说这是我必须要写的东西。

  你曾说“现在的审美体系非常陈旧”,具体体现在哪方面?

  笛安:我想现在的很多读者对小说都有一种需求,就是你这个小说有没有社会批判的意义。非常多的读者对作者有这样的要求。我不能说这样全错。就像我爸爸就将它当成至关重要的因素。我不能说它错,但我自己不这么看。我觉得这不能成为评价小说好坏的唯一标准。这很片面。

  “我相信中国下一个文学大师,一定是从科幻文学里出现的”

  既做杂志,又做翻译,这些是否会影响到写作?它们的乐趣分别是什么?

  笛安:做杂志它要提醒你还要去和人打交道,你不要丧失掉这种能力。去跟人正常的交往的能力,维持一个良好的互动。杂志选题做得好坏取决于你和各方的协调与沟通,你能否让别人明白你想要什么?对于我这样一个宅惯了的人来说一开始是个挑战。

  翻译呢,就像村上春树的长跑一样,让你的大脑保持一种在工作的状态。对于写小说的人来说,会一门外语是非常好的。我还想再学一门外语,可能是非常小众的那种。

  其它的语言代表了另一种逻辑。完全的视角转换。对写小说的人来讲这种训练是必要的。

  异国的生活是否对你的写作产生过影响?

  笛安:当时我在学习外语,这种学习使我反思自己的母语。我开始对中文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让我有了一种对照。就好像有人在你的脑子里硬要植入一种系统,我再去写小说的感觉就不太一样了。

  现在科幻小说好像是《文艺风赏》的重头戏?

  笛安:是的,你看多少星云奖的作品从我们这里出?多少国外的科幻翻译作品在我们这里首发?前两天几个研究中国科幻小说的日本作家,他们发现中国最好的科幻小说都在我们《文艺风赏》,这是我很骄傲的一件事,无意中做到的。

  你比较欣赏科幻小说的哪些方面?

  笛安:想象力。你不觉得《三体》是一本伟大的小说吗?我跟刘慈欣聊天时,他说的一句话让我都要哭了,他说你有没有觉得,中国文学几千年了,永远都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抬起头看月亮永远都代表了我现在的忧愁和伤感,人永远都是宇宙的中心,他认为这有问题。我们现在的文学为什么不能探索一种新的人和宇宙的关系?我当时听到他这么说真的快要哭出来了,我觉得这正是我要的东西。我想要一种新鲜的审美观。

  所以我跟大刘聊得特别开心,他说这是第一次有人坐着火车跑到阳泉去采访他。其实我本人对科幻文学并不是一个粉丝,但我在乎的这种不受禁锢的想象力,那种自由,打破了类型文学和纯文学之间的边界。这是一股特别让人激动的力量。我相信中国下一个文学大师,一定是从科幻文学里出现的。

  《文艺风赏》每期都有作家访谈栏目,而且一般是你亲自操刀。你觉得这个栏目的最大意义在哪里?

  笛安:我觉得是一种交流吧。和上一辈作家的交流与碰撞。我挺尊重上一辈作家的,他们从那样的环境里用文学表达自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我挺想听听他们所说的。

  后来我觉得也要听听其它领域的人在想什么。比如我们也采访过蔡康永。总之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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