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写《陆犯焉识》曾感脆弱 深夜对丈夫哭诉

2014年07月24日16:41  金羊网  

  读者总会赋予喜欢的作家浪漫色彩,仿佛书里那庞大瑰丽的语言王国是灵感乍现得来的神祗。马尔克斯说不是这样的,他早期的作品支离破碎,长期的记者生涯和笔耕不辍的文字训练才成就了《百年孤独》。村上春树说不是这样的,他曾遭遇低潮“心中僵硬得写不出东西”,并“为了能写的更久些”日复一日地坚持长跑。

  严歌苓也说不是这样。她说,“三十年我没有一天从写字台前逃离过”。

  脆弱到极端时,

  会想把写过的东西都烧掉

  举止得体,妆容完美,不轻易微笑或皱眉,走起路来也姿态端正,这位当红女作家看上去像个精致的瓷娃娃或是缜密的机器人。这或许源于青少年时期漫长的军旅生涯,《陆犯焉识》里的文艺兵——小女儿丹丹就有她的影子。人们往往对有明显弱点的人不自觉地宽容与关爱,强大到无懈可击的人并不讨喜,可你却不得不佩服他们。

  严歌苓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是“钢铁般的意志”——“我是有钢铁般意志的,凡是想实现的都能做到”。

  但即使有着“钢铁般意志”的严歌苓,也有脆弱的时候。“每写一本书都会有两到三段黑暗期,感觉再也无法完成了”。这种唯有自救的黑暗期在写《陆犯焉识》时频频袭来,严歌苓感觉这个故事时时刻刻都要滑脱自己的控制。“我曾经在深夜对丈夫哭诉‘我已经把才华用尽’,更难受的时候会用头去撞墙。”作家脆弱到极端时,会想把写过的东西都烧掉;但如果自满到没有黑暗期,就会失去创作者赖以生存的敏感。

  幻想不是无水之源,

  它构建在阅读和调查基础上

  《陆犯焉识》里有很多看上去“魔幻”的情境,例如陆焉识逃亡时翻墙掉到了糖厂里,并以衣服上沾到的糖为生走过了荒原。严歌苓却说这些细节都是真的。她写作的法宝只有两个:一是读书,二是收集故事。

  从《唐璜》到《红楼梦》到《拜伦传》,常人无法想象的阅读量让她知道了如何从生活中抽离出故事,写成自己的《百年孤独》。但即使不写作,“读书也是一种沉潜的状态,让你和他人的庸俗区别开来。”

  陆焉识改造时没有纸笔渐渐把数十万字刻在脑子里,这个细节是阅读带来的,源自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但严歌苓作品中更多的细节,则来自她听到的各种故事:陆焉识曲折的感情经历是她祖父的真实遭遇,西部的劳改生涯则是祖父一位长辈的人生,为了使得文字更加真实可信,她还不断拜访狱医等相关人员。在写另一部作品《妈阁是座城》时,严歌苓想更加了解赌徒的心理,甚至多次去到澳门体验赌博……其细致严谨程度足以让侦探和调查记者汗颜。

  “听上去魔幻的很多故事其实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因为那是幻想无法到达的领域。”即使在文学创作领域,走出去,行动起来,也永远大于空想。

  严歌苓

  1957年生于上海,旅美作家。代表作有《少女小渔》、《一个女人的史诗》、《金陵十三钗》、《陆犯焉识》等。

  对话

  其实我的很多小说都有“拒拍性”,别跟李安、张艺谋们学,买回去挺上当的

  记者:《陆犯焉识》这本书又写个体爱情又写家国历史,包罗万象会不会反而冲淡了震撼力?

  严歌苓:这小说是一部史诗,是一个人思想史、感情史、家族史,而这个人的历史又和我们国家的近代史密切相关的。我只是想通过一个人的命运来折射民族国家的命运。

  记者:张艺谋将《陆犯焉识》改编成《归来》,只取了最后几十页,有人说是硬生生把史诗拍成了老年偶像爱情剧。

  严歌苓:每个导演在看同一部小说的时候都会有自己的重点,而且这个长篇小说很难拍,即使是电视剧也不见得能表现出来。用一个片段作为窗口来引发人们的好奇也不失为好办法,去想象陆焉识遭受了什么才会有这般与妻子的重逢,去猜测冯婉喻经历了什么才会把前面的人生忘掉。

  记者:小说里你用中年林黛玉来形容冯婉喻,但巩俐并不像林黛玉,你怎么看她塑造的这个新的婉喻?

  严歌苓:这个冯婉喻是巩俐的冯婉瑜,不是我小说里的冯婉喻,但这个冯婉喻同样有说服力。她把经历大量苦难之后生命的残局表现了出来,从残局里还依稀可见她之前的美好、善良和对爱情的忠贞。这个女人最后把生命里的污垢都擦掉,化成了一个等待的符号。

  记者:《陆犯焉识》的最后陆焉识带着冯婉喻的骨灰走了,这个结局有什么特别意思吗?

  严歌苓:陆焉识兜了一个圈子发现了自由的相对性,充满了荒诞。冯婉喻一辈子都活在弄堂里,把她的骨灰带走,希望给她自由。

  记者:你的作品都很有影视缘,你也跟很多导演都合作过,李安、张艺谋、陈凯歌等等,觉得哪位导演跟您创作上想追求的东西最相通?

  严歌苓:我觉得是陈冲,跟她合作应该说是我最开心的一次。

  其实这里有个误区,关于我的影视缘。我的很多作品包括《陆犯焉识》是有抗拍性的,太复杂了,我自己都觉得无法拍成电影。更比如《扶桑》这样的作品,非常抽象,但影视版权还是被拿走了。

  这个误区最开始是李安导演形成的,他买了《少女小渔》;几个月后李翰祥导演来买《女房东》;再后来朱延平买《无非男女》。《少女小渔》和《无非男女》有故事,能发展出电影来,我能理解。但《女房东》怎么拍呢?那就是一个人的独角戏。

  几天前还有影视公司问我:“你还有没有剩下的、没卖出去的版权,不管是什么我们都买。”太荒谬了,我老劝他们,我说这个东西不能拍,但有些人还在跟风。很多作品买回去挺上当的,没办法拍存在那里。我觉得这是对我作品理解的一个很大误区。

  记者:可是为什么导演们都认定你的作品适合拍影视剧?

  严歌苓:可能是我写作中很注重感官视觉,我要让人家看到形状颜色,我要让人家有触感,我要让人家闻到气味,我觉得要把质感写出来,不管人还是物。所以有的导演看了我的作品大概感觉到电影已经成型了。

  记者:其实您觉得文学作品适合被改编吗?

  严歌苓:我看完《尤利西斯》被改编的三个版本后觉得没有什么文学作品不可以被改编了。适不适合改编也都是相对的,《英国病人》看上去不适合被改编,它总是跳来跳去,不是线性叙述,但被改编出来很好。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故事那么有戏剧感,但改编出来每次都是失败的。

  记者:能谈谈你接下来的作品吗?

  严歌苓:我开始对中国当下的生活感兴趣,之前的《妈阁是座城》写赌徒们,马上要出版一本书叫《老师好美》,写高考生在巨大心理压力下的情感和畸恋。

  这个故事我听到6年了,直到今年才交稿。影视不断跟我的文学写作发生密切联系,我觉得正在失去从容写作的自由,我想慢下来,集中下来,捍卫我的文学写作自由。

  记者:现实有那么多光怪陆离的故事你怎么选择?

  严歌苓:如果某个故事它总是在阴魂不散地折磨我,但我看不到它背后形而上的东西我不会动笔。我不写没有美的东西,不写没有认同感的东西,更准确地说是我不写没有审美价值的东西。没有哪个作家笔下的主人公在他心里不是英雄,就是有缺陷也是情有可原的人。记者 李莹

 

(责编:李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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