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下来的中国》，高明勇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3月版，39 .80元。

　　林达

　　《坐下来的中国》是高明勇有关中国改革的采访录。记得有一次，读到他的一篇文章，令我印象深刻。文章记录了他为第一个孩子办“准生证”的过程。为办“准生证”，他和怀孕的妻子，各自被不同省份的有关单位踢来踢去，牵连父母一起奔走，焦心焦虑。头胎孩子即将临产，竟然未获“准生”，只有“匪夷所思”能够形容。高明勇并不停留在为自己的经历叫屈上，而是以媒体人的敏感，意识到这是一个制度问题。他继续深入调查，向社会提出警醒：我遇到，大家都可能遇到。事实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正充满了这样必须改变的“细节”。确实，许多人遇到了，可是，大家都逆来顺受，忍了。久而久之，社会也就对不公正待遇习以为常。

　　看到这本书，我才知道，高明勇对中国社会各类问题的敏感一以贯之。这几年对许多重要议题做了深度专访。这些专访都围绕中国改革，涉及各个领域，应答的都是某个专题的研究者、或资深官员，握有可靠数据资料、有发言权也有见解。这是一个中国纪录，不说全纪录，至少近几年的重大议题大多涉及。我想，凡对中国改革现状和前景感兴趣的读者，这本采访录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值得细细去读。

　　这本书，开篇就是“改革动力”

　　改革无疑还是国家的重心，却又显然卡在某个节点上。对于改革困境，专家论及的要点并不陌生。例如“利益失衡”、形成了利益集团；难以达到改革共识。但是，下一步制度层面的解决方案，或者说更深入一层的现实探究，似乎心照不宣地难以展开。于是，高明勇开始发掘。

　　这本书涉及了事关“治理”各个层面，如维稳，化解社会冲突，警惕公权扩张，财政透明，政事分离，公益捐赠，公车改革，煤矿事故，毒胶囊监管，环境污染，等等。也讨论国外的事故历史和解决之道。常常看到，当出现一个问题，就会有人说，发达国家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也花了几十年。实际上，发达国家都是工业革命的先发国家，他们是史无前例地遭遇工业革命，毫无经验地在问题爆发之后摸索解决之道。而后发国家有后发的好处：在遇到这些问题前，我们循别国先例，已经知道会发生什么，可以如何处理。我曾经听一个专家很痛心地说，在1980年代，我们就说过，千万不能重复西方国家先污染再治理的发展过程，结果，我们不但没有避免，而且更严重。有无数的“官员出国考察团”，却无法利用自己的“后发国家优势”，汲取国外现成的经验教训，这就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问题。

　　在这本书里，讨论非常实际的具体改革。例如，讨论“政、事分离”，就是行政应该如何与工、青、妇以及教育、卫生分离。例如教育，讨论非常具体而及时：大学招生失衡问题，盲目扩招和滥用升等升级，等等。原来中国大学偏少，但是，有一套现成的分流制度：有小学毕业后的中等技术学校、初中毕业后的中等专科学校，还有稳定的技术工人培训。高等教育不足需要扩大，但是必须“适度”，而不是偏废一端。如同不可能全是“科学家”，还需要“技术员”。书中有专家提出恢复八级工制度，也是很实际的建议。但是，当触及教育本身、“如何办大学”这样的根本问题，就会卡住。现代国家的发展关键之一，是创新能力。所以，我们耳边经常听到“软实力”。但是，中国的教育改革却无法直奔主题：我们是卡在政府对教育附加的政治考量上。所以，一切对教育改革的出谋划策，都只能在主题外围绕圈子，做一些细节修正。中国不缺热心投资教育的人，不缺有责任心有能力的教育家，只是受到限制。按照专家的婉转表达，是“政策供给不足”。如果能够还教育本来面目，把教育还给教育家，许多细节改革，如这本书讨论的语文教育、通识教育，都会自然遵循教育和办校规律迎刃而解。

　　针对这两年热门的“幸福指标”，专访也涉及了这个话题。改革开放三十几年后，有一个进步，就是明白了，幸福感必须落实到具体生活，必须提高生活质量，也就是一再强调的“建立小康生活”。但是，多年来的“小康”改革目标，也常常收缩了我们的视野。它关注的“劳动者生活有保障，工资提高，生活稳定”，当然是对的。但是，以此推出“社会自然也稳定”却还需要更多条件。高明勇的采访在关注民众的物质生活时，却也敏锐地进一步关注物质生活之外的生存环境。例如，还有公平和公正的问题。专访特别论及冤狱和刑讯逼供的原因和制止方式，在今天的中国，冤狱远非罕见。采访有细节措施的探讨，例如公检法之间应有的切割和制约，“错案责任追究制”如何执行，律师在场权等等。归根到底，需要司法独立，立法也独立。执法必须受到监督。

　　权力不分割，失去监督又如何？书中显示的研究结果是，在省级政府透明度调查中发现，原来应该是最可以光明磊落的监督机构，即人大和政协，反而是最不透明的机构。公权膨胀必定侵占私权领地。不仅这是健康社会的保障，我们退一万步说，人是有精神需求的动物，物质生活得到基本保障之后，会产生更多合理精神生活的需求：会要求安全、自尊、自由；会要求自由获取信息、自由表达，要求自由议政甚至参政，即参与社会管理。而不是想象中的状态：物质生活富裕了，就能够压倒、覆盖和抹去这些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冲突永远会存在。更何况，缺乏监督的政府必定错误更多，这些错误就会是民众“不幸福”的来源。这些最基本问题不解决，要普遍地谈幸福，就有点过分奢侈。

　　城镇化、农民工的户籍，是高明勇花了很大力气做的一个议题。书中提到可以参照日本、韩国和台湾的城镇化经验。一个差别是，其他国家的城镇化大多是一个自然渐进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政策修正后的“蜂拥而至”。回想起来，也许，今天解决户籍问题的挑战，还不如当年取消粮票、容许农民工进城工作的那个瞬间冲击大。当年造成的人口大流动是从无到有的地震，现在只是跟上去的一步。这部分采访做得非常细致，也比较了不同研究者得出的不同判断。

　　年轻人为什么要奔向体制内？

　　一个有意思的选题是关于“年轻人为什么要奔向体制内”。如果对比一下，美国的政府机构、公营机构(如公立学校)，收入虽有高低，但福利通常比一般私营企业要好很多，除了老年社保金，另有单位退休金(一般私营企业没有)和家属的医疗保险补贴；还有，稳定。但是，并没有出现年轻人一拥而上要报考公务员的现象。这种就业取向大差别，定有特殊原因。这本书不仅介绍了中国特殊的“体制”概念和历史。在分析“为什么”的时候，还介绍了体制内外在收入和福利上的差异；附加有中国特色：公务员社会地位的优越，包括获得“关系”。我想，此外，可能还有一些原因：当法治不健全，体制外的经营大环境不稳定，令自主创业、私营企业风险过大；当私营企业还没有建立起健全的企业规范和文化；当私营企业所提供的自由、乐趣和收益，完全不能和一个稳定公务员相比，多数人自然会避险而转向公务员体系。看上去是就业小事，却直接影响国家创新能力，因为年轻人最具活力，而私营企业也是社会最具创造力的部分。这反射了私营企业的社会处境，也说明了社会创新能力不足的潜在原因。

　　高明勇一定看到了这一点，他的专访立即进入了金融改革领域。这篇采访的资料非常扎实，很有说服力地指出，高利润的金融、能源、电信、交通等行业，私营企业往往无缘涉足。私营企业在银行贷款的创业源头，又得不到公平对待，尤其是小企业求贷无门，私营企业常常只能饮鸩止渴找高利贷。这和发达国家银行竭力扶持中小企业的做法，背道而驰。假如法律界限不清晰，私营企业发展的正常渠道堵塞，把企业家逼上非法渠道，然后又打击非法。这形同逼良为娼之后立即扫黄。安全感是生存的第一条件。

　　于是专访谈论了“触动灵魂”，即打破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束缚、触动体制触动机制。书中提到，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思想解放，时值今日，“已经像口号一样司空见惯”。但是，实际上旧有观念依然存在，还是认为：“公”就是社会主义的，“私”就是资本主义的。问题是，背后的理论依据依旧：社会主义的就一定是好的，资本主义的就一定是坏的。这个在中国延续六十多年的思潮，根深蒂固。所以，我们一切都要冠以“社会主义”的定语，“市场化”也要是“社会主义市场化”。在这样的基调下，私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就难以乐观。私营企业家不能理直气壮地说自己就是资本家。因为在这个语境中，那还是一个坏透了的称谓，因为实在没法说成是“社会主义的资本家”。如同书中描述，“摸石头上了瘾，不想过河。”书中呼吁的“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其实就是更多资本主义化。概念清楚，就可以更多吸取一个成熟运作制度的经验和教训。在经济制度上概念不清，政治制度上的突破就更困难，进一步退两步时时都可能发生。

　　在这本书里，不同领域的专家不断提到，各类改革障碍，都与“无法逾越利益集团”有关。在媒体监督非常弱的情况下，唯一能够期待的，是政府。而从专访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直接间接控制的G D P达到了60%以上。这还不是最终数字，政府还可以控制银行等机构的资金。“没有哪个国家有那么大那么多的国有企业，遍布各行各业，在行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那么大。”书中指出，在十七大报告中，已经提到保障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而国企的经营“只有在审计风暴猛刮和内部人曝光的情况下，公众才得以略知一二。”“没有一个全面透彻的交代。”书中一个最直白简单的小例子，就是“为什么新华书店惨淡经营，照样旱涝保收，民营书店哪怕办得有声有色，照样接二连三关门”。所谓国企就是政府企业，政府控制资金，和利益集团就有难以割断的联系。所以问题变成：如何自己监管自己，又怎么拔着自己头发把自己提起来？

　　要追溯难题的源头

　　不仅是国企，对于“改革红利”的专访，以大量数据在描述中国现状，也在证明所谓“制度改革的红利”是个关键。说白了，多少人努力，不及改一条规则。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凡正面的关键改变，都是制度层面的变化使然。例如“文革”结束后，农村的改革启动，大面积农村“脱贫”，只因中央许可了“包产到户”。今天，和当年的“包产到户”一样，有许多有待改变的规则，不仅受访学者看到，人人都看到了，却无能为力，只能被动等待一个大包大揽的政府去做。所以，对“顶层设计”的呼吁，再三在书中出现。更要命的是，也像“包产到户”一样，等待中的“改变”，只是让社会恢复、“改回”到它原来没有被管的状态。

　　教育需要改革，只是由于政府从教育家手里拿走了教育权；需要“政、事分离”的改革，只是因为政府去管控了民间社团；国企大到不能倒，国企改革难倒一堆经济学家，其实只是源自那个“公私合营”的强制国有化。回想整个城镇化历程，会有同样的感叹，就是所谓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恢复社会发展的一个自然过程。只要看一下1958年的《户口登记条例》就知道了。作为一个大国，曾经几十年堵住人口的自然流动，如同先是人为制造了一个堰塞湖，然后面对“决堤”灾难，再讨论如何下游疏散、炸坝分流的“改革问题”。

　　我们无法在改革取得一些成绩的时候弹冠相庆，而是必须追问改革前的难题是如何造成。我们有了史无前例的改革成就，不是因为我们天赋异秉、卓越超群，而是因为正常发展的国家，没有去制造我们的历史灾难，也就不必去创造“改革奇迹”。我们今天追溯难题的源头，不是为了和自己过不去，是为了提醒：千万不要一边改革、一边又在继续制造下一代的难题。

　　在这本书里，专家们说：“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可是，如何去改？这一圈，很快就绕回了政治体制改革，利益集团的克服，以及如何寻求改革共识。我们看到了问题，却只能在问题的上空一圈圈盘旋，无法落地，无法令问题消失，我们“知道”对未来改革目标“要”公开讨论，但也知道“无法”公开讨论；我们明知改革共识“不能停留”在理念阶段，但我们可能“还是继续停留”在理念层面；我们不断提到“要破局”，却一直无力“破局”。

　　这是一个难以落下的高空盘旋，一个历史十字路口之上的盘旋。

　　林达，旅美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