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上午，我正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出席马来亚大学孔子学院成立的相关活动，突然收到北大和北外两位秘书同时发来的短信，告知学术大师季羡林先生于当天上午8点50分逝世的消息。我听到噩耗，感到十分震惊和悲痛。

　　我是1978年进入北大历史系学习的，在求学期间就对季羡林先生高尚的人格和渊博的学识非常景仰。自1982年在北大校办工作后，我与季先生有着近三十年的交往，经常去季老家请教问题。特别是季老近年长期住在301医院疗养，我也经常去拜望先生。记得去年先生97岁生日之际，我和同事去向先生祝寿，还没进门，先生先开起了玩笑：“千万不要祝我长命百岁———我现在已经97岁了，祝我长命百岁的话，我就只能再活三年时间了。”大家都为先生的幽默逗乐了，我说：“那就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话题就这样打开了。

　　先生是近百岁之龄的老人，思维非常清晰，但视力和听力较以往下降了很多，身体情况不如前几年了。我深知生老病死是人生无法避免的客观规律，但是听到先生驾鹤仙逝的消息，一下子还是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先生走得太匆忙了。本来想这次从马来西亚回国后就去拜望先生，还要准备给先生过九八寿诞，没有想到没有见上先生最后一面。在回国的飞机上，我思绪联翩，眼前不时浮现着季先生的形象：戴一顶中式帽子，穿一身蓝色卡其布的中山装，抚摸着心爱的白猫，泛着慈祥的笑容，映着绚烂的晚霞，坐看朗润园的清塘荷韵……

　　季老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

　　1986年4月，受北大洛阳校友会的邀请，季老和时任北大副校长的张学书同志商量，决定在牡丹花季期间前去洛阳访问。我和校办副主任杨永庚等其他几位同志便一同参加了。

　　这恐怕是季老从繁忙的工作岗位退下来之后的第一次去外地活动。文革结束后的这些年，特别是文革期间被抄走的那些书籍和文物归还以后，季老也慢慢开心了起来。后来季老多次向我回忆起，那时的中央领导、他的老同学胡乔木同志还希望他能到中国社科院和中国佛教协会工作，都被他婉言谢绝了。季先生希望由年轻一辈担任院长或会长的职务。他说，真当了那个官，就不自由了，去不了洛阳赏牡丹。

　　洛阳一带不乏中国佛教的圣地。我们参观的白马寺有着“白马驮经”的动人故事，是佛教传入中国后所建立的第一座寺院，被尊为中国佛教的“祖庭”和“释源”；少林寺在中国佛教历史上有着很多传奇佳话——达摩东渡，在少林寺弘法，首倡禅宗顿教，确立了少林寺禅宗祖庭的至尊地位；到了伊水之畔的龙门石窟，季老指着那一尊尊雍容典雅的菩萨造像，讲解着那些迷人的传奇故事，向我们展示了中国佛教的艺术魅力。

　　每到一处佛教大殿，季老都严肃地立正站好，脱帽鞠躬。各寺的方丈听说季老来了，也都安排单独会见，请教佛教方面的专业问题，季老也总是笑容可掬，有问必答。在与方丈们交谈之后，季老有些感慨，认为十年“文革”对文化的破坏太严重了，佛学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佛学界的整体学术水平已不如当时的台湾。1999年，季老终于如愿以偿到了台湾，访问了法鼓山等佛教圣地。

　　季老是研究佛学的大师，在洛阳造访这些佛教名胜，兴致很高，谈笑风生，还不时和我们谈论一些佛教方面的学术问题，一点也不像一位75岁的老人。对我们来说，那是一次极为开心和难忘的旅行。然而，在从洛阳回北京的火车上，却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季老对这件事情的处理，又显示出他令人尊敬的品格。

　　当时，北京与洛阳之间的唯一交通工具就是火车，一票难求自不待言。坐软卧包厢也有级别要求，县团级以上的官员才能乘坐。我因要照顾季老，提着行李，虽然级别不够，也就一同上了拥挤的软卧车厢。

　　列车长是一位很用心的人，看到来了一位七十多岁的老者，出于对老人的尊重，不忍心让老人家挤来挤去，就临时动议，把季老、学书校长和我等四人安排在了第一个软卧包厢。这时，原被安排在第一包厢的那位司局级的官员也带人上了火车，当发现被车长调换到后面的包厢后，便大发脾气，暴跳如雷。他拒绝列车长调换的包厢，在火车过道上来回走着，使劲地踩踏地板，大声嚷嚷，说“有的人不够级别，也坐上了软卧。车长擅用职权，调换包厢，我要向铁道部反映，撤了他的职！”当时，人们都比较老实，只听不说，任他反复地大发脾气。

　　季老、张校长和我们四位坐在包厢里也没有吭声。当我听到他指责年轻人坐软卧时，也有点紧张，怕被调走，无法照顾两位老人家。季老听到这人的霸道劲，很不高兴。他按捺不住心头那份愤慨，告诉我说：“你去找这个人，贴近他的耳朵说两个意思：‘第一，你这种做法实在是太过分了；第二，如果你要去铁道部告状，撤列车长的职，包厢里的那位老人就要以人大常委的身份，去向李鹏总理告状，撤你的职。’不要和他吵架，说完马上回来。”

　　我忐忑不安地到了那位干部面前，轻声地对他说：“一位长者让我跟您捎几句话。”他先是一愣，我趁机把季老刚才吩咐的话语对他复述了一遍。我说完之后，马上回到了包厢。这时列车也开动了。奇怪的是，刚才还吵吵嚷嚷的车厢立马安静下来。

　　那位列车长到软卧包厢里来，向季老诉苦，还掉了眼泪。季老听了心情非常沉重，安慰列车长，说他这样做得对，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美德，请他放宽心，不会有事。半个小时之后，列车长又回来了，说刚才那位大吵大闹的司局级干部，不知为什么不但不再吵着换包厢，还死活不肯在软卧车厢呆了，坚决要求改坐硬卧车厢。我想，季老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教育人，使那位领导干部自惭形秽，达到自我反省的结果。

　　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一幕仍然历历在目。季老平生为人淡泊宁静，但那一刻自有不怒自威的震慑力。我想起了鲁迅的一句话：“陶渊明并不是浑身静穆，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我想，季老也是如此。

　　季老对年轻学者的奖掖让我永生难忘

　　我在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夏威夷大学留学期间，曾经看到一本1948年出版的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的纪念册。这是由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先生撰写前言的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书中的作者大多是一些闻名海内外的学术大师，他们从不同角度回忆和考证了北大前五十年乃至早期京师同文馆的历史。我由此对研究北京大学创办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北大这样一所与中国近代史有着密切联系的大学，其创办的根本原因何在？京师大学堂与太学、国子监是什么关系？中国第一所官方开办的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为什么要并入到京师大学堂？带着这些问题，我开始了史料的收集工作。

　　我在1995年底回到北大，适逢北大“百年校庆”筹备工作正式启动，更激发了我的研究热情。经过近两年时间的研究和写作，我在1997年年底完成了《从京师同文馆到京师大学堂》的书稿，希望北大出版社出版。编辑们对书稿拿不准，希望我请一位专家提出推荐意见。当时离校庆还有四个月的时间，确实来不及了，我没有办法，只好去敲季老的家门。

　　当时，季老相濡以沫的夫人彭德华女士已经去世三年了，由东语系李玉洁老师担任季老的秘书工作。1997年12月30日的下午5点多钟，当时正是冰冻三尺、寒风凛冽，我胆战心惊地敲开季老的房门，季老正准备吃晚饭。我把来意向季老做了报告，请季老看看我这部书稿的学术观点是否能够成立。季老对待学术问题向来非常严肃，便说：“你放在这里吧。”我不便过多叨扰，起身告辞。

　　过了三天，1998年元月2日的下午，李玉洁老师打来电话：“郝平，你可把季老弄苦了，他老人家三天都没出门了，一直都在看你那本书稿。你赶快来季老这一趟。”

　　我骑上自行车很快到了季老府上。一开始，季老没有让我看他写的序言，而是让我坐到沙发上，回答他提出的有关京师同文馆、国子监与京师大学堂之间的关系等几个问题，我都一一作了回答。季老对我的回答还算满意，说：“能自圆其说。我同意你的观点，北大的校史应当上溯到汉朝的太学”。季老接着说：“中国的学统从太学起，中经国子监，一直到京师大学堂，最后转为北京大学，可以说是一脉相承，没有中断。这在世界教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除了给你的书写了序言之外，我还给你的书改了个名字，你看叫做《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好不好？”我当然连声说好。

(编辑：李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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