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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社论:以最真诚的学习来怀念季羡林

http://book.sina.com.cn  2009年07月13日 10:06  南方都市报

  季羡林先生于昨天辞世,享年98岁。尽管不少人还在为他的头衔所困,不知道该不该称他为国学大师,但是对他的学术成就和为人风范,大家都在深切怀念。他是学术传统断裂之前的真正学者,是上世纪留下的最后一位大师。

  媒体回避头衔困扰的讨巧办法,是详细列出他的多项身份: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以及他曾经拥有的诸多任职中较重要的几项: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此外,不能不说,他精通12国语言。

  他的主要学术成就在印度古代语言、吐火罗文、梵文、印度历史与文化等等,读者面并不宽泛,但是上述身份与职位,已经足够令人尊敬。尤其在当下的中国学术界,如此博学而又勤奋的学者,已经成为绝响。因此,毋庸置疑地,人们对他的怀念中难免包含着对当下学术体制的反思。

  人所共知的是,季羡林先生曾经推辞“国学大师”等头衔。很多人以为,这是先生的一种自谦。事实上,从学术上说,他从来没有深入研究过国学。尽管他曾涉猎敦煌学,但那是一门特殊的学问,并不等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国学。不过,作为受教育于上世纪初的学者,他的国学功底也许又不亚于如今某些专业学者,这是他至死也推辞不掉“国学大师”头衔的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来自一种虚骄。国学成为一种光宗耀祖的学问,成为民族自豪感的一部分,甚至成为意识形态的需要。细观季先生的学术成就,这恰恰是一个学人所要戒除的东西。

  季羡林先生年少时问学于清华,师从学贯中西的陈寅恪等大师,产生了对梵文的兴趣,随后留学德国十年之久。他的第一个学术成就的高峰,正是产生在这十年之间,奠定了他作为一代知名学者的基础。从他无数次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德国的严谨学风和西方的学术方法对他的滋养,甚至他对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偏僻专业的兴趣,也自称受到德国学者喜欢研究与自身相距遥远的东西的影响。

  无疑,季羡林先生对中国文化充满了热爱之情,甚至提出以东方思想中的“天人合一”来拯救西方文化的没落,预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但是,我们不应该因此而忽略,正是贯通中西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铺平了他的大师之路。

  自1949年到1978年,在人生精力最旺盛的二三十年间,受时代环境所影响,季羡林先生并没有太大的学术贡献,甚至一度卷入“文革”派系斗争之中。直到上世纪80年代之后,年过花甲的他又以惊人的勤奋和毅力,出版了大量的学术著作、译著和散文。

  他自言散文乃学术之余的闲笔,但正是这些著作,搭建了一位研究领域偏僻的学者与大众沟通的桥梁,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学术大师的人格风范。

  季羡林先生并不是一位对现实政治有独到见解的思想家或观察者,也不是一位敢于以生命换取真理的公共知识分子,但是他是一位有良知的学者。他不仅提出了“学术良心”的口号,而且在“文革”中对胡适、陈寅恪等先贤的批判中,他难能可贵地保持了沉默。风烛残年之时,他写下了关于“文革”的回忆录《牛棚杂忆》,不仅检讨了自己的经历,也为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记录。

  季羡林先生在日常生活中的简单朴素,尤其是对待后学的平易近人,也成为从北大校园传到全社会的佳话。

  学习季羡林先生一生中真正应该学习的东西,是我们对他最好的怀念。

(编辑:张佳怡)

  [点击进入专题:国学大师季羡林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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