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攀(商报评论员)

　　我国著名学者、国学大师、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季羡林先生7月11日上午9时在北京301医院辞世，享年98岁。(详见今日本报A19版)

　　季羡林辞世。一条大新闻。问周围的人，季羡林是谁？很多人回答不知。或知其名，不知其事。知其名，也多是因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特别是温家宝的几次拜访，让公众知晓“季羡林”这三个字。季羡林所从何事？多半并非文盲的人，也难以回答一二。的确，季羡林尽管译著甚广，但毕竟都是学术之作。

　　但是，我们能因此说季羡林对我们没有影响吗？不能。季羡林力辞“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等称号，是季羡林所有传说中传播最广的。这不仅是因为相比他为人知之甚少的专业学术知识，人们更容易认知，还在于其力辞行为所折射出的可贵的人品、学品在当今学人身上日渐成为稀缺品质。

　　“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季羡林力辞“国学大师”头衔时如是说。的确，术业有专攻。面对知识的海洋，任何人都不能通吃。季羡林是谦虚，也是实话。但问题是，既然很多在所属领域略有成就的人，都可以把自己扮演成多面手，走穴圈钱，季羡林为何不能“受之有愧、却之不恭”？季羡林力辞，正是他的可贵之处。

　　当年，钱锺书因《围城》而声名大噪，如果按照现在一些作家的“市场意识”，钱老一定会搞个《围城2》、《围城3》来，但钱锺书转身把精力放在古代中国和传统诗话的研究上来，故而有《谈艺录》、《管锥编》等不朽之作。

　　无论是钱锺书，还是季羡林，这些文化老人的人品、学品都为当世学人之楷模。但现实中，这样的人品、学品渐行渐远。随着文化老人们的仙逝，靠什么挽救日益变味的人品、学品？我们之所以强调这些文化老人的人品、学品，是因为一个国家也好，一个民族也罢，要强起来，不仅要强在经济、军事、科技上，更要强在文化、思想、制度上。环视全球，凡是强大的国家和民族，无不是文化、制度受尊敬的、被模仿的。而这些实力的培养，就看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有多少优秀的学人。假如我们的学人都忙于学识变现，忙于走穴圈钱，不安于书斋，耐不住寂寞，那么，我们的学术和文化谈何强大？

　　的确，季羡林、钱锺书这样的文化老人，不能够直接影响我们每一个人，但他们的人品、学品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需要的；那些还在学术圈、文化圈的学者，那些正在公共讲台上为公众指点迷津的学人，需要向这些文化老人看齐。从这一点看，季羡林这样的文化老人，又何尝不在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

(编辑：张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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