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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庆安:季羡林带着老知识分子的背影远去

http://book.sina.com.cn  2009年07月13日 09:33  新京报

  作者:周庆安

  在繁荣和发达的年代,当我们面对着经济利益、学术不端、甚至是学术交易的诱惑之时,对大师的追忆、怀念和学习能否在每个知识分子的内心产生某种共鸣?

  7月11日,98岁高龄的国学大师、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先生辞世了。 

  国有一老,如有一宝。季羡林先生因为他的国学学养和真诚人格,在学术界受到广泛的尊重,如今他驾鹤西去,是中国学术界的一大损失。

  我们曾经有许多次机会向季老表达我们的敬意,我们也确实在许多场合向这位大师表达过敬意。但是当季羡林先生真的告别我们的时候,这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我们甚至会怀疑我们曾经表达敬意的真诚,以及老人接受敬意时的心情;我们也会忐忑地想起老人面对晚辈做的错事和傻事,满脸宽容背后的无奈。此刻,我们所有能做的事情,就是追忆、怀念和学习。

  我们追忆季羡林先生,实际上是在追忆一个大师辈起的年代。人们往往用自身的勤勉来作为成长的理由;但是有的时候,环境能够决定给予人们更多成为大师的机会。这种环境并不能简单的用贫穷或者富裕来概括。大师辈起的年代,是一个充满问题的年代,也是一个尊重知识、宽容“异端”、追求平等的年代。自20世纪初开始,中国知识界在不断与历史争夺这种机遇。而令我们景仰的学术大师们,恰恰就产生于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遇中。

  我们怀念季羡林先生,实际上是怀念一个“以学术为业”的群体。无论陈寅恪、傅斯年,还是钱钟书、季羡林,这个群体中每一个人都是以一种偶然出现,而走向一种必然。马克斯·韦伯说,在失去了神圣性和价值统一性的世界上,以学术为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能够独立的思考。当然,所有的独立思考都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冷静的观察。今天的多元化社会,铸造着多元化的个人,终生以学术为业,并且能从其中找到乐趣和力量的人恐怕已经不多了。

  我们学习季羡林先生,实际上是学习一种独立、自尊、诚实和执著的品行。无论在“文革”年代、在改革开放中、还是功成名就的晚年,季羡林都在不断向自己提出问题,进行反思;无论在佛学、梵文还是宗教的学术领域,季羡林都在将一个问题执著地研究到底。这是知识分子难能可贵的一种品行,也是一种有现实意义的品行。尤其在当代中国,象牙塔中也不平静。商业主义和权力文化空前做大、浮躁悸动的情绪蔓延,季羡林先生用他自己的言行给我们提出了汗颜的问题。

  追忆是为了记录,怀念是为了寻找,学习是为了再造。中国的知识分子其实很简单,他们已经放弃了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历史自觉,仅仅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象牙塔中传道授业。但是知识分子又很重要,因为他们是创造文化、重建价值的一个群体,也能够引导人们的认知和行为,制定对话和交流的规则。

  在繁荣和发达的年代,当我们面对着经济利益、学术不端、甚至是学术交易的诱惑之时,对大师的追忆、怀念和学习能否在每个知识分子的内心产生某种共鸣?而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是否能够永远成为这个社会的最高行为规范?

  季羡林先生走了。大师难再,修齐治平恐成绝响;后生可畏,慎笃勤温似已惘然。

  □周庆安(清华大学教师)

(编辑:张佳怡)

  [点击进入专题:国学大师季羡林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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