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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一个时代的结束

http://book.sina.com.cn  2009年07月13日 09:22  第一财经日报

  导语:“称其为大师,并不是抬举他,相反,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任何评价,实际上可能都是贬低了他。”复旦大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名学者,如此评价他心目中的前辈。

  著名学者季羡林于2009年7月11日8点50分左右在北京病逝。同一天,另一位学术泰斗任继愈也相伴西行。随即,各种各样的评论和悼念铺天盖地而来,相对而言,大众对较为陌生的任继愈反应较为冷淡。

  这恰恰印证了上述学者的另一评语:“晚年的季羡林与晚年的巴金一样,他们的存在与不存在,已经被符号化了,值得尊敬的是他们始终如一的清醒。”

  寂寞学术路

  季羡林以“国学大师”名闻天下,记者昨天随机采访了身边的朋友,很多人亦是脱口而出以“国学”概括他的研究方向,但对具体的学术领域,则不甚了了。

  有点反讽意味的是,季羡林一生致力的学问,却很难以“国学”概括。据季羡林自述,1946年回国以后,他兴趣最大、用力最勤的是佛教梵文和吐火罗文的研究,其次是中印古文化关系史和印度佛教史的研究。

  与钱锺书一样,晚年的季羡林也意识到,很多人对下蛋母鸡的兴趣,超过了对鸡蛋本身的兴趣。针对公众的误读,这位万事认真的学者特意著文称:“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但公众更愿意将这样的诚恳视为大师式的谦卑,桂冠依旧被戴在季羡林的头上,甚至在他逝世之后。而他给自己最尊敬的法师、翻译家玄奘的献礼之作《大唐西域记校注》,却曾是当当网上长久处于缺货状态的书籍。

  最开始,季羡林先生所走的学术之路,在国内鲜有同行者,因此,他也可以说是上述研究领域的开辟者,是中国东方学研究的一代宗师,至今无人可望其项背。

  1911年8月6日,季羡林出生于山东清平县官庄的一个贫苦人家。与很多五四时期的世家子弟出身的大家不同,季羡林自述那时家里没有片纸,遑论书籍。早年读书,他也没有显示过人的天赋,他说,一开始他就是个胸无大志的孩子。

  “我这个人颇有点自知之明,有人说,我自知过了头。”事实上,这样的基调,也是他概括生平自传全书的基调,他不止在一处提到了“自知之明”和“我胸无大志”。

  正是这样一位朴实的农家之子,以其坚韧和单纯,走出了一条绝非平常的真理之路。他最初在清华大学陈寅恪先生处了解梵文和定下了学术的萌芽志向,后又留学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学习了梵文、巴利文、俄文、南斯拉夫文和阿拉伯文等,并从世界吐火罗文的权威Sieg教授那里学习了这门濒临绝迹的语言学,以及《梨俱吠陀》、《波你泥语法》、《大疏》等课程。

  1946年,季羡林回国后受聘为北大副教授,仅一个星期后,他就被当时的文学院院长汤用彤破格提拔为正教授,兼文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和文科研究所的导师。一个星期副转正,这个纪录在北大至今没有被打破。

  留德十年,季羡林还留下一段遗憾的情史。由于不会使用打字机,在写博士论文那几年,季羡林经常到友人迈耶一家,请他们的大女儿伊姆加德打字,因为论文内容“稀奇古怪”,对伊姆加德来说,如同天书,季羡林因此需要在她打字的时候坐在旁边解释,往往工作到深夜,他再摸黑回家。

  离开德国,意味着,就要与美丽的伊姆加德永别。季羡林在日记中说:“但又有什么办法?像我这样一个人不配爱她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孩子。”更真实的原因,其实是季羡林不能放下糟糠之配。

  1983年,鬓已星星的季羡林重返德国哥廷根时,曾找过昔日的姑娘,但二人未曾再见。多年后,据好事人考证,这位老打印机的主人,终身未嫁。

  在1996年写作完毕的《季羡林自传》这本书里,季羡林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描写他前35年的人生,而回国之后的经历,他只写了短短100页,其中的大部分,用于缅怀去世的亲友。此种篇幅安排,颇有“如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的味道。

  守门人的《罗摩衍那》

  探讨自由的哲学家斯宾诺莎一生都以磨镜片求生,著名作家卡夫卡是一位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但正是在这些看似凡庸的工作期间,他们创作了伟大的作品。而季羡林开始翻译古印度伟大史诗《罗摩衍那》时,他是北大女生宿舍的守门人,时值“文革”。

  1973年,“四人帮”还在台上,季羡林那时“虽然不再被打倒在地,身上踏上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但更令他痛苦的是精神导航的迷失。他回忆说:“国家的前途,不甚了了,个人的未来,渺茫得很。只有在遥远的未来,在我所看不到的未来,也可以说是,在我的心灵深处,还有那么一点微弱但极诱人的光芒,熠熠地照亮了我眼前的黑暗,支撑着我,使我不至于完全丧失信心,走上绝路。”

  文革初期,曾有一次,季羡林在兜里装上了安眠药,准备悄悄地到圆明园的芦苇里静静地死去,但刚要出门,就被红卫兵堵住,拉出去斗争,一顿痛打。回来以后他痛定思痛地说,既然人生这么短促,为什么不利用这短促的时间,干点有价值的事呢?

  当了看门人后,他开始了《罗摩衍那》的地下翻译。因为怕被红卫兵发现,他偷偷地在家里头把原文抄在小纸条上,然后在传达室趁没人经过时拿出小纸条,躲在角落逐字翻译。他说严复翻译,“一名之力,旬月踟蹰”,而他是“一脚(韵脚)之找,失神落魄”。文革结束,这篇长得惊人的巨著翻译才完成了前三篇。

  《罗摩衍那》对东亚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的《西游记》里可以找到影子,时至今日,在泰国的很多寺庙里,都绘有罗摩王子故事的系列精美壁画。

  “你知道吗?神圣的、伟大的罗摩英勇无比,/大海一样地深不可测——我就是他的发妻!//你知道吗?高贵的罗摩过着圣洁的日子,/榕树一样地高大、庄严——我就是他的发妻!//巨臂、宽胸,佩着长弓和宝剑,他那么威武,/像是凡人中间的狮子——罗摩是我的夫主!”

  这是《罗摩衍那》中著名的《悉多之歌》,全诗张扬了一种永不屈服的高贵,词韵古朴,犹如《圣经》里的《诗篇》,在文字背后,读者能够体味到,在那些荒凉的岁月中,翻译者的激情和“心中的光芒”。

  事实上,罗摩衍那从1973年开始翻译到1983年前全篇出版,这十年刚好是中国知识分子经历的最深刻的流放之旅,他们像罗摩一样与群魔作战,最终胜利归来。经历了最深的黑暗,正义战胜了邪恶。翻译事业、译者本人,乃至整个中国,都经历了这趟最难忘记的命运旅途。

  一个时代的结束

  前夜,季羡林在燕北园独门独栋的平房如往常一样,只是木栅栏的门上多了一束鲜花。这是CBN驻北京的一位北大毕业的记者,献上的最真挚的悼念。

  二月兰,是季羡林非常喜欢的花,每到春天,都会开遍他山东官庄故乡,也开满美丽的北大校园。但令晚年的季羡林遗憾的是,曾一起赏花的许多亲人,他的婶母、夫人、最心爱的女儿,友人周培源、冯至、沈从文、吴祖缃等,都一一离他而去,甚至他养过的那些小猫。在写了一篇又一篇的悼念文章之后,他引用杜甫诗感叹:“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以98岁的高龄辞世,对一位淡泊名利的孤独的老人而言,也许是一种煎熬。

  去年,季羡林被卷入扑朔迷离的“收藏书画被盗卖”事件中,晚年季羡林的生活被部分曝光,此事牵动了很多“季迷”的心,但善良的老人,并没有多说什么。他的朋友曾痛心地说过,晚年的季羡林有时候不会说“不”。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仁珪说:“季老的过世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不仅仅是像他这样的学者越来越少了,还因为他在世的时候,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反差:这个浮躁的时代,和这位学术坚守者的宁静与单纯。斯人仙逝,给公众造成巨大的心理空缺,使得大众精神偶像的投射又失去了一个对象,而这样的投射和抽象化,恐非逝者本人所期望。

  “用学者来称呼,或许才是对他最大的尊敬。”上述复旦学者说。

  研究了一辈子的佛教历史,季羡林并非一个佛教徒,他以学者自称自命,“追求真”,才是他心中的宗教。他回忆文革的《牛棚杂记》,被认为是对那个时代的最好的记录和反思之一。他家里的书堆成山,但他并未被书所淹没,他发出的最强悍的声音之一,就是“认识你自己”,几千年前古希腊神庙将这句话镌刻在石柱上,季羡林认为,有必要不断重复这句话,提醒自己和后人,永远地忠实自己。

(编辑:张佳怡)

  [点击进入专题:国学大师季羡林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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