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获得茅盾文学奖以后，《白鹿原》累计销售超过130万册（李晏／图）

    陈忠实，1942年6月生于西安灞桥区西蒋村。1962年至1978年，在西安郊区毛西公社工作；1978年至1982年，就职于文化馆、西安灞桥区文化局；1982年11月至今，就职于陕西省作家协会，1985年任副主席，1993年任主席至今。1965年初发表处女作散

文《夜过流沙沟》。1998年，其长篇小说《白鹿原》(修订本)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今年，《白鹿原》频频“化身”，话剧、电影、电视剧不一而足。有了《白鹿原》这部可以“垫在脑袋底下进棺材”的小说，陈忠实玩不动长篇小说了吗？

　　13年前，《白鹿原》刚一发表就红极一时。获得茅盾文学奖以后，《白鹿原》累计销售超过130万册，还成为教育部“高等学校中文系本科专业阅读书”当代文学惟一入选长篇小说。

　　今年，《白鹿原》突然又成了一个文化热点，各种形式的《白鹿原》纷纷面世：北京“人艺”的话剧；西安电影制片厂的电影；首都师大的音乐交响舞剧；北京一家公司与央视正在运作的电视剧。

　　话剧《白鹿原》首演次日，在人艺附近的一家酒店里，记者对看过话剧《白鹿原》的陈忠实进行了独家专访。

　　电视剧《白鹿原》还没拿到许可证

　　记者：《白鹿原》刚出版，就有影视公司要买改编权，但后来又传出《白鹿原》不能被改编的消息。时隔多年，《白鹿原》怎么就突然可以被改编成话剧、电影、电视剧了呢？

　　陈忠实：《白鹿原》刚出来的时候，有几位大导演都有把它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的想法，后来我也是从媒体上看到不准改编《白鹿原》的消息。1998年《白鹿原》获茅盾文学奖之后，改编就不成问题了。我想，大概是一个作品从出来到大家接受，要有一个过程吧。

　　记者：将一部长篇小说改编成两小时的话剧，你有什么期待？

　　陈忠实：我把《白鹿原》话剧改编权给林兆华导演时，惟一关注的是话剧如何体现小说的基本精神。我相信林兆华导演，与他初次交流时，我已经感受到他对小说《白鹿原》的理解，产生了最踏实的信赖，所以连“体现原作精神”的话都省略不说了。

　　话剧有文字阅读无法代替的直接的情感冲击，然而这种“直接的情感冲击”，又与我写《白鹿原》小说的初衷完全一致，连我自己也觉得新奇又新鲜。

　　记者：新鲜在哪？

　　陈忠实：林兆华将《白鹿原》改成了独幕话剧，大幕拉开，一个背景，一群演员从头演到尾。让我感觉很新鲜，因为我以前看过的话剧都是多幕剧。

　　《白鹿原》这部小说人物众多，情节复杂，时间跨度也很长。两个半小时的话剧，把小说中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都包容进去了，对敏感事件也没回避，在这点上，话剧《白鹿原》大大超出了我原来的估计。再者，话剧《白鹿原》能够以舞台艺术形式，把上个世纪前50年中国乡村封闭的原生态表现得淋漓尽致，与原著的精神气质一脉相承；演员的表演也很生活化，对人物的心灵世界也有很好的揭示，做到了艺术与生活的和谐统一。

　　记者：你自己为什么不做编剧？

　　陈忠实：小说和电视剧、电影、话剧完全是不同的表达方式。《白鹿原》改编难度的确很大，首先是人物众多，一部电影至多两个多小时，但是小说要涉及上百个人物，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全展现，是不可能的；其次，小说并没有一个连续的完整的故事，而电影要求故事性强，这两方面都是改编最难的地方。改编成话剧、舞剧有同样的困难，我从未试探过话剧创作，舞剧更隔膜，现在学习也来不及了。我最想看到的是电视剧，只有电视剧能够不受时间限制，充分展开，拍他个40集。北广集团很早就跟我表明了改编的意向，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但不知什么原因一直到现在没拿到拍摄许可证。

　　为了茅盾奖，修订《白鹿原》？

　　记者：我11年前采访你，你对自己的作品很自信，但对于社会是否接受心里没底。你怎么看待这部作品被接受的过程？

　　陈忠实：我写小说的基本目的，就是要争取与最广泛的读者交流和呼应。一个作家，具体到我本人，从写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到写长篇小说，与读者的交流和呼应的层面就会逐渐扩大。《白鹿原》发表后，读者的热情和呼应，远远超出我写作完成之时的期待。

　　13年来，这部作品也带来了不少荣誉，获了几次文学奖。但真正能给作者长久安慰的还是书的畅销和常销。从1990年代中期到现在，每年加印几万或十几万册，持续这么多年。算起来，《白鹿原》总共发行了130多万册。暂且可以说，这部小说不是一个“过眼云烟”。我以为这是对我最好的回报和最高奖励，一个作家通过作品表达对历史或现实的体验和思考，得到读者的广泛认可，才可能引发那种呼应。

　　记者：为什么当时的茅盾文学奖是奖给《白鹿原》(修订本)的？后来你修改了哪些地方？

　　陈忠实：这些指责存在误传和误解。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到最后，已经确定《白鹿原》获奖了。当时评委会负责人电话通知我的时候，随之问我：“忠实，你愿不愿意对小说中的两个细节做修改？”这两个细节很具体，就是书里朱先生的两句话。一句是白鹿原上农民运动失败以后，国民党还乡团回来报复，惩罚农民运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包括黑娃、小蛾这些人，手段极其残酷。朱先生说了一句话：“白鹿原这下成了鏊子了。”

　　另外一句话是朱先生在白鹿书院里说的。鹿兆鹏在他老师朱先生的书院里养伤，伤养好了，要走的时候，他有点调侃和试探他老师，因为当时的政局很复杂，他老师能把他保护下来养伤也是要冒风险的。鹿兆鹏在和朱先生闲聊时，问朱先生对国民党革命和共产党革命怎么看，朱先生就说了一句话：“我看国民党革命是‘天下为公’，共产党革命是‘天下为共’，这个公和共没有本质区别啊，合起来就是天下为公共嘛。(“天下为公”是孙中山的话，是国民革命的宗旨和核心)为什么国民党和共产党打得不可开交？”朱先生是一个儒家思想的人，他不介入党派斗争，也未必了解孙中山之后的国民党，他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看的，说这样的话是切合他的性格的。那个细节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朱先生说完之后，兆鹏没有说话，这个没有说话的潜台词就是不同意他老师的观点，但也不便于反驳，因为毕竟是他很尊敬的老师，但是也不是默许和认同的意思。后来我就接受意见修改这两个细节。

　　记者：修订本还没有出版就拿了奖，当时媒介对此有很多指责，说这是文学腐败，还说你为拿奖而妥协。

　　陈忠实：当时已经确定了获奖，投票已经结束了，当时这个负责人是商量的口吻，说你愿意修改就修改，我给你传达一下评委的意见，如果你不同意修改也就过去了。我当时就表示，我可以修改这两个小细节，只要不是大的修改，这两个细节我可以调整一下。后来调整的结果是这两句话都仍然保存，在朱先生关于国共的议论之后，原来的细节是兆鹏没有说话，后来我让兆鹏说了几句话，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也不是很激烈的话。

　　我之所以愿意修改，是因为我能够理解评委会的担心。哪怕我只改了一句话，他们对上面也好交代，其实上面最后也未必看了这个所谓的修订本。

　　记者：11年前，你对我说《白鹿原》是一部可以“垫在脑袋底下进棺材”的书。现在你还这样认为吗？

　　陈忠实：大概是1988年，我到长安县查县志和文史资料时，遇到一个搞文学的朋友，晚上和他一起喝酒。他问我：“以你在农村的生活经历，写一部长篇小说还不够吗？怎么还要下这么大功夫来收集材料，你究竟想干什么？”我当时喝了酒，性情有点控制不住。就对他说了一句：“我现在已经46岁了，我要写一本在我死的时候可以做枕头的小说。我写了一辈子小说，如果到死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没有一部能够陪葬的小说，那我在棺材里都躺不稳。”

　　这句话是我当时的创作心态的表述，所指完全是内向的，我不想在离开这个世界时留下空落和遗憾。可以说，这个期望应该实现了。

　　《白鹿原》之后的门槛

　　记者：11年前，我采访你的时候，你当时说正在准备下一部长篇小说，已经准备了两年时间。为什么到现在这部长篇小说还没有出版？

　　陈忠实：唉，这对我是个老问题了，这些年我走到哪里都有人问我，你不写是不是因为害怕超不过《白鹿原》，让读者失望？我一般都打个哈哈混过去。既然是你问我，我就告诉你，确实，《白鹿原》写完后，我一直想写长篇，但这个小说和《白鹿原》没有直接的联系。

　　《白鹿原》写的是20世纪前50年的事。《白鹿原》完成时，我心里很自然地，有一种欲望，想把20世纪后50年的乡村生活也写一部长篇小说。但我这个人写长篇小说，必须有一种对生活的独立理解和体验，一种能让自己灵魂激荡不安的那种体验，才会有强烈的表达欲望。可惜，我至今未能获得那种感觉。因为缺失这种独特体验，我发现自己没有写长篇小说的激情和冲动。如果凭着浮光掠影或人云亦云的理解去硬写，肯定会使读者失望，也更挫伤自己。

　　于是我开始写散文和随笔，没想到竟陷进去了。这些年我一直都在写散文，而且一连出了几本散文集。2001年我恢复写小说，对写短篇小说兴趣陡增，这几年我已经写了10个短篇小说了。

　　对这个现象，我不知道评论家如何从理论上、心理上进行阐述。《白鹿原》获得了那么大的荣誉，按说我应该进入创作的兴奋期，结果却相反，我对小说的兴趣跌入了最冷淡的心理谷底，很长一段时间都回升不起来。

　　记者：具体来说，你的困难在哪里？

　　陈忠实：我面对的一个重要困难是，20世纪的后50年历史离我的生活非常近，非常熟悉，写来本应该更得心应手；但也正因为后50年我是亲身经历和参与的，所以很多政治、社会问题，我很难用理性思维来把握。

　　我在1980年代中期准备写《白鹿原》时，对20世纪前50年的理解和把握，是非常自信的，所以写起来就很从容。现在我对20世纪后50年的理解，还达不到当年的那种自信。一直到现在，我对20世纪后50年历史的理解还在持续之中。

　　记者：你的压力是来自于自己，还是外界？比如发表之后可能有争议，或者不能被出版？

　　陈忠实：这个我没有考虑过，我想写就会写，即使不能出版也没有关系。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要求自己理解历史，如果我想做出对整个历史的判断，我就要负责任。在这一点上，以前的教训太多了。

　　从实际操作上来讲，我不能让我对历史的理解直接进入作品中，我必须将其转化成一种体验。我写作的时候，特别注重自己的体验和感受。这些年里，一想到《白鹿原》，我就不由自主地陷入了对后50年这段历史的“回嚼”。

　　记者：也就是说，写下一部长篇小说，还有些“关口”要过？

　　陈忠实：对后50年的历史，我还没有能够形成独到见解，并把这种见解转化为个体体验。

　　打个比方，矿石大家都有，谁都能把它冶炼成钢。但你炼的是粗钢还是精钢，这要看谁的思想深刻，谁的能力强，谁的冶炼容器大。小冶炼炉只能炼出粗钢，大的、现代化的冶炼炉就能够炼出精钢。

　　我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找到大的容器。一个作家对创作形成有自信的理解，要花很长时间，这个过程我现在还没有完成。这些年里，我的压力和痛苦不是来自于外界，而是来自于自己。

　　记者：说到痛苦，你痛苦在哪里呢？

　　陈忠实：陕西这个地方的文化氛围比一些商业城市要浓厚一些，但它现在也附着了商业社会的因素，贴着文化标签的商业行为的干扰也很厉害。身为作协主席，我现在受这方面的影响很大，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浪费了我很多精力。

　　记者：你现在也开始卖字(书法)了？陈忠实：写字完全是好玩，到各种场合参加社会活动，有时候人家就要我写字，没办法。

　　记者：你的下一部长篇小说迟迟难以动手，如何对自己交代？

　　陈忠实：我有时候就对自己说，中国现在不缺长篇啊，现在1年有1000部长篇小说出版，我会写的，我现还处在准备过程中……我就这样宽慰自己。(记者　张英　□实习生　徐卓君)

（编辑 小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