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一个苦孩子，努力实现一个不太可能的理想孔子是一个“阿甘”式的圣人孔子将会成为今天的“时尚”

　　在中国，“儒商”一度是个流行词汇，用来赞美那些有文化的商界人士。钱宁刷新了这个词汇，因为他身在商界，写了本名叫《圣人》的小说，带着现代商业社会的意识，写了儒家的老祖宗孔子。

　　钱宁现在是一家跨国公司的顾问，从事管理咨询方面的工作。闲暇时间，他不紧不慢地写了两本小说———2000年的《秦相李斯》和今年刚刚面世的《圣人》，与他1996年出版的纪实作品《留学美国》相比，这两本书未必能有多了不起的销量，但他们文雅诙谐的个人风格，在当代文坛堪称异类。甚至可以说，它们在二月河、唐浩明、高阳之外，创造了历史小说新的可能性———意识更现代，视角更新颖，文字更讲究，对古人的态度也更不严肃，让人想起鲁迅的《故事新编》。他自己说：“不敢是‘故事新编’，最多是‘故事新说’”。

　　【述而】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一个写历史小说的人是不可能“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尽管钱宁的《秦相李斯》和《圣人》都来源于古籍，尤其是后者，采自《史记》和《论语》，几乎是“无一字无来处”。然而钱宁用现代人的眼光彻底解构了我们民族的圣人，在典籍的基础上编造情节，语气也不怎么庄重，这或许是第一个阅读起来让人感到轻松的孔子形象———钱宁笑说“不是解构主义，而是解闷主义”。

　　在这样一个追求时尚的年代，为什么要写孔子？钱宁说，因为孔子让他感动。因为孔子的处境就是我们的处境。因为我们和孔子面临着相同的挑战。他甚至相信，孔子会成为“时尚”。

　　“我说的时尚，不是指再过几个月大家会坐在星巴克里读《论语》，也不是说年轻人会穿着‘不亦说乎’的文化衫，但我认为大家会重新对孔子有兴趣。”钱宁举了几个例子，中国在海外日前成立了孔子学院，最近有跨国公司的CEO访问中国，都宣称要学习“孔夫子之道”，前几天他回母校人大讲课，意外地发现小花园里有一尊孔子像……“这可是在人大，不是在文庙。”他说。

　　钱宁认为，和孔子一样，我们正面临着一个秩序重建的时代。“春秋时期，孔子在人民获得温饱之后，期望社会从野蛮走向文明，他提出了一个理想国的概念，对统治者对老百姓都做出了规范，让人们活得更文明、更理性。在他那个时代，他代表一种文明的力量。”

　　孔子也经历了现代人可能面临的困境。“《圣人》从孔子的中年危机写起。他55岁，在鲁国下了岗，开始周游列国，一路‘跑官’，希望实现自己的理想。他经历了误解、冷遇、饥寒、追杀、疾病、美色和金钱的诱惑，嫉恨和阴谋的威胁，最后还有衰老和死亡。他的一生很艰苦，经受住了一切考验，但没能战胜的是衰老和死亡。”

　　不过，钱宁绝不是一个要“尊孔”而复古的人，他也不认为儒学，包括新儒学，会在当代复活。相反，对于当代众多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割裂传统的反思他并不在意，他相信不破不立，“打倒孔家店”的五四精神自有其历史意义。但他又认为：“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基因可以变异，可以突变，也可以癌变，漫长的封建社会就是儒家文化逐渐癌变的过程。旧有的传统必须彻底打烂，剥离其癌变部分，那文化基因才能重获生命力，并对我们产生新的意义。”钱宁写《圣人》，就是想写出一个“质朴的孔子”，“还原到质朴的孔子，我们才会对民族文化的本性有点认识，也会对今天的我们自己，多几分了解”。

　　那么钱宁所说的“质朴的孔子”是什么面貌？

　　“孔子相信人性的善良，相信人能变得更好，相信中国的———不光是香港的———明天会更好，像远古一样好。他这种执著的信念，哪怕在现实中完全碰壁也不放弃。这是孔子最让我感动的地方。”

　　为了回到“质朴的孔子”，钱宁说，就必须消解他以前高大全的形象，所以《圣人》就成了“解构小说”。钱宁看过很多孔子传记，感觉都差不多，“都是道德完人，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类型的。”而钱宁更倾向于孔子是一个“阿甘式的人物”———“他是一个苦孩子，在别人眼里，他有许多非常可笑的地方。但就像看美国电影《阿甘正传》一样，到头来你会被他的执著感动。”

　　于是，我们看到了钱宁笔下的孔子，走路如何遵照礼书的要求，出门贴墙根儿，走走停停，鞠躬如也，让人替他着急；弟子樊迟向他请教种田种菜，他满心不屑，等到厄于陈蔡没饭吃的时候，他后悔地想起这位弟子；国君向他问政，他张口都是没用的大道理……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了一个天真、正直、满怀理想、不屈不挠的孔子。看到了他晚年悲剧性的自我反省，他意识到自己失败的原因在于过于注重“礼”而忽视了人性的需求———这是钱宁对孔子的理解。他笑着说：“孔子是不合时宜的人物，现代人在这方面比较聪明。但有时是傻人更有勇气———有句谚语是，当你相信的事情没有道理时还相信它，那就是信仰了。”

　　钱宁用非常“现代”的语言概括了他的两部历史小说：“《秦相李斯》描写的是一个希望出人头地的外省青年的命运。《圣人》是一个苦孩子实现一个不太可能的理想的故事。”在钱宁看来，历史小说有三类，一是正编，再现历史波澜壮阔的过程，比如《李自成》那一类的。二是戏说，找一个年代完全不顾史实地编故事。第三就是不大为人注意的鲁迅的《故事新编》传统，用现代人的视角重新发现历史人物的可能性。他赞赏的是第三类。“历史小说想要还原历史不太可能也没有太大意义，而历史本身所包含的东西远远超出我们的编造。历史小说应该是当代人反观历史的一种方式，它也许不是真实的，但历史就是这样丰富起来的。曾经有考古学家说，考古不是为了再现历史而是为了理解今天———更何况历史小说呢？”

　　背离正统的人物形象，再加上文雅机智的语言风格，使钱宁所说的“解闷主义”成为可能。他写作没有框框，态度一向轻松，因为“没有要学习的榜样，没有要完成的任务，也没有进作协的欲望”。他写小说，要“自娱娱人”，所以“不能太刁难读者，也不能太在乎读者”。钱宁雅洁的文字十分耐读，他说简练而富有意味的文字是最好的文字，无须用修辞去铺陈，随即又笑道：“简练，一是跟性格有关，二是跟词汇量少有关。”

　　【学而】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写了孔子的钱宁，并不是一个终日沉浸在古籍里的老夫子。相反，他阅读兴趣广泛，报章杂志，最新的小说，什么都看，当真是学而时习之，与当代生活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的经历也不曲折，像多数人一样，从学校到学校，然后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养家糊口。

　　钱宁的中小学生活，恰好与“文革”相始终，1966年入小学，1976年中学毕业。对于孩子，那个时代并非那么灰暗。钱宁说：“生活丰富多彩，到处玩儿。”他的数学“马马虎虎”，作文还不错，小学五年级时有一位语文老师鼓励他写作，对此他一直铭感于心。

　　少年时他赶上了“批林批孔运动”，那是他对孔子的最初印象。“我小时候看批林批孔的材料，得到的教育是：第一，孔子叫孔老二；第二，有很多反动的人吹捧他；第三，他和林彪有点什么关系，究竟什么关系没搞清楚。”钱宁笑道：“批林批孔这场闹剧是‘文革’中最搞笑的无厘头。”

　　钱宁认为自己属于被“文革”耽误的一代人，不过他的解释是：“既被革命耽误了，也被文化耽误了———特别是后者，我们的视野很窄，中国文化的传统一向是仅仅从文史哲的角度看待世界，没有法律意识和商业意识。”

　　无论怎么耽误，钱宁依然是好学生。1979年，他考上了人民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继续念研究生，当时有文艺理论和古典文学两个专业可供选择，他觉得念古典文学更扎实些，就选了这个专业。“谢天谢地没念四书五经，老师让我们读《老子》、《孟子》、《论语》等等，还有一本书我觉得很重要，就是王力的《古代汉语》，让我至今还有一点看家本领，能看懂古籍。”

　　作为79级学生，钱宁管自己这批人叫“不三不四的一代”———既不是老三届，也不是1980年后的大学生。对于同辈人，钱宁感触最深的是：“这一代人身上依然保存着令人敬佩的理想主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不过我们也是从‘文革’出来的一代，许多人把斗争哲学引入生活，有绝对的渴求胜利的意识，总希望压倒对方。”

　　研究生毕业后，钱宁到《人民日报》当记者，先后采访过许多著名的学者和作家。1989年，钱宁获得了去美国密歇根大学学习新闻的机会，从此他的世界完全改变。

　　到美国的那天傍晚，钱宁放下行李信步向校园走去，一路看到的都是美国学生开晚会的欢乐景象，在那一个瞬间，他不知道哪一个世界更真实。他忽然意识到，中国人可以有另一种生活，反反复复的运动并不是生活的必然形式。

　　钱宁说：“有人问我，在美国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什么？说来奇怪，竟是一本《商业法规》的教科书。书里有个案例，说的是猎人甲打了一只兔子，被猎人乙拿走了，双方争执不下，可是土地是州政府的，那是‘公家财产’。那么兔子究竟归谁？再说兔子有兔子权，凭什么随便叫人打？显然，从法律角度看，财产界定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而当时，我们中国社会还处于意识形态无穷无尽的争论之中，好像不想这些具体问题。”

　　留美之后，钱宁发现“文学并不那么重要”，除了学新闻，他还接触过人类学、法律、财会、计算机、生物等多方面的内容，传统文科生的视野被拓宽了，他懂得了“换一个角度想问题”。“一个人只能代表一种角度，不要寻求一种绝对的标准去衡量一切，摒弃简单的、极端的对错观念，学会从不同角度来看待事物。要包容———不是宽容，宽容还是你允许别人———要懂得别人跟你的看法不一样是非常正常的，就像森林里乱长的树木，都是合理的。”

　　多元、包容，这也许是今天的世界最需要的两个词。不久前，钱宁回人大给学生讲新闻课，他对学生们说：“与其关心思想的正确，远不如关心思维能力的健全。”在他看来，至今中国教育的毛病依然在于过于注重前者，而忽视后者。

　　1995年，钱宁回国，进入一家跨国咨询公司，成了一名商业顾问，就此“步入商界”。

　　1996年，《留学美国》出版，十分畅销，这是钱宁的“成名作”，是他作为一个记者并学习新闻的成果。这本书汇集了钱宁在美国采访中国留学生得来的第一手资料，以及对相关课题的研究，其客观性和文献价值一直为人称道。不过，它也多少流露出钱宁日后写作的“历史倾向”———《留学美国》是从19世纪中国第一代赴美幼童容闳写起的。

　　2001年，钱宁办起了“800图书网”，在网站泡沫纷纷破灭后———用钱宁的话说———800图书网还在“坚持地活着”。

　　有一个从事管理咨询的职业，钱宁可以不必陷入靠写作为生的紧张，同时有机会接触“时代前沿”的生活、接触各类人。钱宁说，有作家下海经商不成后总结说：“生意没做成，尽观察人了。”钱宁认为说得极为精辟，他的自我评价是：“我是一名够格的———不能说很出色的商业专业人员，因为文化趣味多了点。”

　　或许正是“文化趣味”让钱宁珍惜自己的行业：“中国的文化传统是轻商，其实现代商业有它的速度和力度，那也是一种美，是传统文化不具备的那种美。”

　　对于中国文化中商业精神的缺失，钱宁感到遗憾：“商业培养的是宽容和妥协精神，做买卖一定是双赢，一方赢那叫掠夺。而我们现在总说商战，这就是斗争传统。中国的三十六计，讲的都是怎么不守规矩、不择手段来赢。”

　　【为政】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钱宁并未选择“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尽管他有这方面的家庭背景。对于政治，他作为旁观者才有兴趣。不过钱宁也说，人生其实到处都是政治，办公室里也有政治。有关意识形态，他留给记者的印象是：务实、乐观。

　　钱宁觉得，从他赴美留学的1989年至今，美国在中国人心目中的意义已经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变化。他如何看待这一变化呢？

　　“与我留学时相比，感觉美国似乎在走向自己一些建国原则的反面。民主自由的理念在变成双重标准。看到伊拉克战争，你会感到，与巴格达一起陷落的不仅是萨达姆政权，还有美国的国际形象。”不过钱宁相信，美国文化传统中有很强的自我反省能力，“只是，一个国家过于强大，容易自满，听不见别人的声音，反省的意识也显得越来越少。”

　　伊拉克战争让钱宁感慨：“这场战争越来越丑恶。这个世纪以战争开场，对于上世纪末人类的乐观情绪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如果人类不能控制一下自己，更理性更宽容一些，未来也许会更糟糕。”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又一个焦点，一方面这股浪潮来势汹汹，一方面抗议之声此起彼伏。作为曾在跨国公司工作过的员工，钱宁认为：由于通讯、交通、金融等因素，全球化的浪潮不可避免，一个国家应当利用这一趋势争取更大的利益，而不是站在潮头的对面来抵制不可抗拒的东西。他并不担心民族文化在全球化浪潮中衰败，“我不认为有一天北京会变得和纽约一样。就算我们可能在经济上还不够强大，但中国人有两样事情永远不必担心，一是传统文化，二是中餐饮食。中国的饭，我们一定会吃下去的，而中国文化的基因也是不会消亡的。”

　　不知道钱宁今后是否会继续写小说。他提到过自己曾在一家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他感叹说：“古今中外很少有一部以会计为主角的小说……”钱宁边说边笑。如果钱宁能走出古代，写一部以现代人为主人公的小说，会是什么面貌呢？

　　★采访手记：君子温其如玉

　　上次采访钱宁，是四年前，他写出了第一本小说《秦相李斯》，那时唯一的了解是他曾写过一本畅销一时的《留学美国》。美国离秦国实在太远，好在这次的孔子离秦国就比较近了。

　　文如其人。钱宁总是微微笑着，给人温文的感觉。他很少判断什么，谈到他不太适应的“时尚生活”也还是微笑着，说时尚中的人士“好玩儿”。他随和，但绝不会让人觉得没主意。钱宁已经过了不惑之年，他说，人是什么年龄，就要说什么话，办什么事，年轻的时候不妨尽情激进，中年多考虑事业家庭，等到老了，能管好自己的腿脚就不错了。但我无法想像他激进起来是什么样子，尽管他也属于那个人人指点江山的80年代———是啊，那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了。

　　在生活中，我们倾向于把性情温和的人视为君子。《论语》里记载了许多孔子关于君子的论述，“君子泰而不骄”，“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这些言辞，用在钱宁身上似乎不觉突兀。我不想就此下定义，那太过轻率，不过他确实让我想起孔子关于做人的教诲：“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不妄加臆测，不期望必然，不凝滞难化，不执著小我。作为高喊着“自我”成长起来的一代人，遇到困境或者需要反省的时候，真不妨去读读《论语》。

　　儒家喜欢以玉喻人。《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美玉除了温润的光泽，还有遇到大是大非宁碎毋全、绝不苟且的勇气，智勇兼备，就是真正的君子。

　　●作品解读：大话《论语》

　　作为一个作家，钱宁令人羡慕。他一出手就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笔调，《秦相李斯》成熟得不像小说处女作，而《圣人》除了保持着《秦相李斯》简洁、文雅、风趣的语言风格外，在结构上又前进了一大步。它不再是单线叙事，而是让孔子周游列国和自幼及长两条线索交替并行，前者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视角，后者是旁人眼中的孔子，同时也是空间与时间的交错展开，两部分章节之间的勾连转换、开篇与终篇的相互呼应都极为精巧。这样的结构，犹如一道漂亮的解析几何题，带给人智力上的愉悦。

　　钱宁有种特别的本事，他能把当代生活中用滥的、俗得不能再俗的语句搬到小说里，在新的语境里创造出新奇的效果，是幽默还带点当代读者才能领会的讽刺，令人展颜一笑。这种对语言的敏感和创造语境的能力在《圣人》中特别突出。此书的大量素材来源于《论语》，而《论语》基本上是缺少上下文的语录，于是钱宁把《论语》中的格言编入了孔子的生平故事，或彰或隐，让它们成为塑造人物、推动情节的力量。在尊崇经典的人看来，钱宁多半是很不“严肃”地“大话”了《论语》等典籍。以下试举几例。

　　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不难猜想，钱宁把孔子这句名言用在了“子见南子”的章节里。孔子去见卫灵公的夫人南子，被她的美丽弄得魂不守舍，引起了弟子子路的愤怒。子路批评他：“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不想这句话被跟在孔子身边、随时准备记录老师格言的颜渊错记到了孔子名下。“子见南子”是千百年来尊孔者越描越黑的一桩公案，钱宁的小说家言，着实有趣。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这句名言用于孔子的家庭矛盾。《论语·乡党》里记载的孔子高标准、严要求的生活起居习惯，多半被钱宁拿来开了玩笑。孔子先是教训儿子伯鱼，饭前又抱怨坐席没铺好，致使夫人扔下炒勺罢工，于是孔子感慨地道出这句肺腑之言，成了儒家轻视妇女的铁证。

　　韦编三绝

　　这句成语用来形容勤奋刻苦，出自《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是说孔子苦读《易经》，连穿竹简的牛皮绳都磨断了好多次。然而钱宁使韦编三绝成为孔子晚年生活的“不祥之兆”。牛皮绳第一次断，颜渊病故；第二次断，子路惨死；第三次断，孔子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将到尽头。如此简单的四个字，就这样成了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线索。

　　钱宁说：这幅画画出了一个出身“草根阶层”的孔子，不再是我们印象中峨冠博带的“圣人”。他经历过人生的艰苦，他的双脚，似乎不知该走向何方……(尚晓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