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日铁会长稻山嘉宽对中日合作建设宝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稻山先生在日本财界享有很高的声望，长期从事中日贸易活动，主张中日友好。早在1958年2月，就同中国签订了日中钢铁协定。因为主张同中国合作建设宝钢，稻山先生承受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巨大压力。“文化大革命”期间，新日铁曾同中国合作建设武钢一米七轧机，那时武汉打派仗很厉害，建设受到严重的干扰。新日铁方面，包括稻山先生对“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记忆犹新，担心宝钢建设会不会发生类似的情况。1978年底，受北京西单墙的影响，上海的淮海路贴了很多大字报，日方担心宝钢开工典礼不能按时进行。后来还是按照原计划，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会后的第二天，宝钢举行了开工典礼。稻山先生来参加典礼，我在飞机场接他。看得出来，武钢一米七轧机的事情给他留下的印象太深。在我送他回国的时候，稻山先生仍是忧心忡忡，问我会不会再次发生武钢一米七轧机的事情。我说不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决定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不会再搞“文化大革命”了，国务院还决定派国家建委主任韩光作为国务院代表协调宝钢建设有关各方的工作，宝钢建设不会有大的波折。他听了，只是点点头，没说什么。我看得出来，他还是有点不放心。但是时过不久，宝钢建设就遇到了麻烦，被迫进行调整，波及到新日铁，再加上新日铁内部原本就有的人事矛盾（新日铁由八藩制铁所和富士制铁所在二战后合并组成，尽管已经合并了很多年，但是原来两个企业的人员在人事关系上还是疙疙瘩瘩，如果发生了什么问题，这两个企业的人事关系问题就要显现出来，都要借机造成一些矛盾，甚至相互攻击），新日铁内部开干部会，大柿谅受到责难，稻山先生也受到牵连。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认为：中国守信誉，对宝钢的调整很圆满。在他的自传中明确写道：依我看，中国处理得非常好。他的自传还介绍说他对两个外国名人很敬佩，一个是中国的周恩来总理，一个是古巴的卡斯特罗主席。

　　我们从日本考察后回到上海，林乎加到机场接我，告诉我，第二天去北京，参加国务院讨论宝钢问题的会议。国务院会议由李先念副总理主持。到会的有余秋里、谷牧、方毅、康世恩副总理等，人比较多。会议主要讨论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和冶金部、上海市关于建设宝钢的报告。会议讨论了3个半天，有关部门提出过一些问题，但没有反对建设宝钢的意见。会议最后原则上通过了“三委一部一市”的报告。以后曾有人说宝钢是仓促上马，国务院没有认真讨论。这个说法是不真实的。会上林乎加对李先念说，锦华刚刚从日本回来，要他讲讲对日本钢铁工业的看法。我谈了两点：第一，宝钢项目在日本影响很大，引起方方面面的重视，对中日两国的友好和经济合作影响很大。当时的日本经团联的会长土光敏夫有个估计，如果日本帮助中国建设这样一个钢铁联合企业，那么日本的钢铁工业、机械制造业和有关配套的行业都会带动起来，将可能使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我讲的这一点没有看到原始材料，是在日本时听翻译讲的）。李先念对这个反映很重视。第二，关于配套问题。宝钢本身建好了，不等于就能顺利投产，不等于顺利达到设计指标。要顺利投产，要顺利达到设计指标，还必须有外部的协作单位同步配合，从山东的兴隆庄煤矿到耐火材料厂，从电力供应到水厂建设，所有这些协作单位都要做到同步同责，哪一家耽误了，都会出问题。从日本引进这个项目主体工程装备是先进的，但配套的工作量很大，从系统工程上讲，配套工程要抓早，抓晚了将会影响宝钢建成投产，影响投资效益。配套工程一定要与主体工程同步建设，同步投产，包括原料、辅料、耐火材料、煤、电、水、汽，以及港口码头、铁路、公路、邮电通讯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宝钢即使建成也投不了产，或者是低负荷生产，经济效益不好。李先念听了以后很赞成，说我们的问题就是重主机，轻配套，往往是锣齐鼓不齐，常常因为一点小的问题而拖累了整个项目的投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