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女儿来说，十六岁之前有个漂亮、聪明的名人妈妈是最值得骄傲的事，而十六岁以后，漂亮、聪明的名人妈妈就成了最大的挑战。一直到五六年前，我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会想，我妈会说什么，我花了二十年的时间向我妈妈证明我没有给她丢脸，也花了二十年时间向我自己证明我能够走自己的路。

　　我小时候和妈妈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她和爸爸都住在学校，只有星期六、星期天才回

来。在我的印象中，周末我们家总是好多人，我最多的记忆是跟我爸爸的弟弟和我的表哥在一起玩，好像比跟我妈玩的时间多。文革的时候北大的红卫兵来抄家，我妈妈一把把我抱到最里面的房间，她紧紧地搂着我坐在角落里的一个凳子上。一会我爸爸溜进来，他已经被剃了阴阳头，他是来跟我们打招呼，但是话没说完就被红卫兵又揪出去了。

　　再后来，我爸爸妈妈就都去干校了，我外婆也去世了，史家胡同只剩下我和外公。我那时候九岁，经常在家装病赖学。就是在我赖学的一个早上，我妈妈的两个同事来到我们家，说：“起来吧，胖妞，你妈给你安排去住校学校学英文啦。”当时我妈还在湖北的五七干校，我觉得她的本事太大了，人都不用回来就把我的学校给安排好了。

　　到了附校以后才知道，我妈妈是走后门把我塞进去的。那年招生没有东城区，也不招我这种知识分子出身的孩子，最后一个惊喜是我插错班了，比别人都小一岁，跳了一年级。这样一来学校里没有一个不知道我是走后门进来的。我在附校的时候，我妈妈被调到外交部，不久我就在操场的大喇叭里面听见我妈妈的名字，总是在毛主席接见外宾的在场的人名单里有她。这种广播越来越多，我的老师们开始对我越来越好，他们开始喜欢和我聊天，总免不了问一句：“你妈怎么样啦？”我为我妈感到无比的骄傲，自己也觉得不再是臭知识分子的孩子，而有点高干子弟的感觉。

　　就在我还沉醉在当高干子弟的喜悦时候，我妈妈又为我做了新安排：我被送到美国。等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我妈妈已经被隔离审查，关在外交部了。那时候我十六岁。说实话，我当时非常怨恨我妈妈，每次我刚开始熟悉一个环境，好日子刚开始，她就把我扔到一个新的环境里，我就要从头来起。

　　而今天回想起来，如果不是妈妈那么狠心教育我，我绝对不会有今天，也不可能度过后来的风风雨雨。我的教育受益最大的当然是我，而我妈妈最倒霉，她给我一个机会去培养独立的性格，后来就独立得不回家了。

　　我妈妈至今还是能够永远给我惊喜。正当我认为她太怀旧，写的东西太多别人，太少自己，不够自我，她就在和陈鲁豫一个多钟头的采访里说：我要走出我自己的路来。紧接着又写了一本《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40岁了，看了我妈妈给我写的文章我特别感动，我又一次为我妈妈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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