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夫摸了一下头上的汗珠，我头一次看见写字也能让人出汗。“你怎么知道这些的？”他问。“有一年大地震，地震第二天瓢泼大雨，我妈让我去火车站接‘外婆’，可是那年我外婆已经死了六年了，还说我有一个表哥叫平平，一个表妹叫罐罐，他们会在火车站的大钟下面等我。我以为我妈给震糊涂了，家里瓶瓶罐罐碎多了，就说胡话了。我说我不去，下这么大雨，接个死了六年的外婆，还要在大钟底下找瓶瓶罐罐，这纯属于瞎胡闹。我妈说，你别闹，快去吧，别让你外婆等。”

　　“后来呢？”

　　“后来我就去了，大钟下面瓶瓶罐罐举着伞，见了我就喊我小名，看样子认识我。”

　　“那后来呢？”

　　“后来我们进了火车站，接到了一个有严重风湿关节炎的老太太。”

　　“然后哪？”

　　“然后就回家了。”

　　“她漂亮吗？”大夫已经不记笔记了，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明明是我给他说故事来了，为什么还得付他两百美金？！

　　“不漂亮。”

　　“一点都不漂亮？”

　　“可能年轻时候还行吧，看得出来有点妖气。”我不在乎地说。“你不喜欢她？”他试探道。

　　“谈不上。我不认识她。”我说。

　　“我听出来你不喜欢她。”他坚持道。

　　“那就不喜欢吧，她也不喜欢我，她不是我外婆。”

　　“你父母什么时候离婚的？”他改了话题。

　　“我十二岁的时候。”

　　“你怎么想这件事情？”

　　“大概是应该的吧，我的记忆中没有他们在一起高高兴兴的时候，都是在吵架。”我开始有点难受，头一次意识到，我父母离婚是我不喜欢谈论的一个事情。

　　“你父母后来又结婚了吗？”大夫问。

　　“我妈嫁了外交部长，我爸娶了一个大美妞电影演员。”我回答道。

　　大夫看了看我，说：“你不是在编故事吧？”

　　我笑了，有点觉得这个大夫怪可怜的，像我这么乱七八糟的人连纽约都是少见的。我摇摇头，继续给他讲：“我12岁就被送到美国来了，16岁被送回去，因为我妈和她的丈夫下台了，被办了学习班。”

　　“什么叫学习班？”大夫问。

　　“就是被软禁了。”我解释。

　　大夫又吃了一惊。“中国下台的部长都被软禁吗？那你怎么办？”

　　“现在不，但是那时候软禁就算是照顾了，有好多都在监狱里面。”我不知道如何向大夫解释当时中国的政治斗争和其株连九族的可怕特征，这故事太复杂了。“就这么说吧，”我把事情简单化了一下，“我两年没见到我妈。”

　　“那你父亲哪？”

　　“我爸找了个新老婆，跟我不对付。”我叹了口气，这些都是我最头疼讲的事情，但是既然来了，还付了钱，就说吧。“我那时候挺惨的，我的老师提醒我，我大概不可能上大学，因为在中国上大学需要有比较干净的政治背景，我的一个亲戚告诉我，我后妈已经发话，就是我考进大学，她也不愿意让我爸出这份钱。我就一气之下没在中国上大学，去工作了。”

　　“你最难受的时候是什么？”

　　“我最难受的时候是我16岁刚从纽约回到北京的时候。正好是冬天，又是春节，但是我父母都不在身边，只有一些在我们家看着我继父的人，大年三十让我去给他们买菜，把我关在外面，差点没冻死。”

　　“那时候你最想谁？”

　　“最想我外婆。”我觉得嗓子眼有点堵，难受。

　　“你想你外婆时想什么？”

　　“想她死的时候头发有些乱，是我给她梳整齐的。”我终于哭了，像小时候受了委屈要跑到我外婆身边一样，哭得特别伤心，我觉得我身边就站着一个拿着紫砂茶壶的老太太，她在轻轻地抚摸我的头，说：“嘘……乖妞……不哭。阿婆给你讲故事……”

　　我是会撒娇的孩子，为了让她多摸我一会，使劲地哭，没完没了的哭……

　　我不知道哭了多长时间，大夫递给我一盒纸巾，说：“时间到了，我觉得效果很好，下次我们再谈谈你最近要离婚的事。”

　　我把脸擦干净，说了谢谢就出去了，大概也是哭哭啼啼，缩着背。

　　我出了办公大楼才发现，天已经黑了，可是感觉舒服多了。

　　尽管如此，我再也没有回去，有些事情我最好还是别再去想了。这种自怜偶尔一次就够了，多了不知道会出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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