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会珍惜自己的历史烙印。就历史烙印而言，洪晃把自己归为“60年代的孩子”。她看重60年代带给她的反叛精神，尽管这种反叛精神生成于一段畸形的历史之中。

　　对洪晃而言，最初的反叛意识诞生于走出史家胡同四合院的红门之后，从九岁开始。九岁姥姥去世，父亲在牛棚，母亲在干校，她一下子给送到外语学院附小寄宿。这所学校当时收的都是祖宗三代清一色的工农兵子弟，而阿姨给她准备的却是薄丝绵与厚缎面的两床被

子、一条印着英文字母的圣诞节床单、三个盆三条毛巾——一个洗脸一个洗脚一个洗屁股，还有无数小吃。这把她一下子推成了全班工农孩子们的敌人。早饭是从肉松小馒头一下子变成了窝头咸菜棒子面粥；工农孩子们自觉地都与她划清界线，没人理她没人与她说话；晚上躺在床上，周围小伙伴一个个都会旁敲侧击对她进行批判。在这过程中，一个孩子开始憎恶大院里曾经给过她的那种生活，因为它们带给她太多的灾难。洪晃说，那时候挖防空洞，要求用书包背土，大家为显示不怕苦不怕累都要背大书包。家里人见她回来肩膀是肿的，心疼她，觉得小孩怎么能受这样的罪，于是专给她准备了一个底下有许多小洞的书包。这样每次背土都感觉越背越轻，那书包里的土边走边漏，结果对她又成了极大的灾难。这样的环境里能从孤独中走出来的方式只有与大院生活划清界线——她开始尽量拒绝一切小时候喜欢的东西，回到家一桌子的菜就是不吃，没有补丁的衣服就是不穿，冬天就是恨自己手上没有口子。在不知道什么是价值观的时候，这个社会迫使她“脱胎换骨”地反叛，使她变成了一个极端的孩子——吃饭就是熬白菜好吃，捡马粪她会挑新鲜的往书包里装。洪晃说：“1973年我第一次坐飞机，与妈妈陪姥爷去香港。我那时候真是特别混蛋，亲戚送的欧米茄手表，接过来就扔在地上碎摔了；送的好衣服我全给撕了。这种改变的结果是，1970年姥姥死的时候，我知道伤心，姥姥躺在那儿，我坐在旁边给她梳头，因为我看到姥姥头发乱了，而平时她的头发都特整齐。而姥爷死的时候，真是什么伤心的感觉都没有了。那倒不是因为我觉得我和姥爷之间没什么太多关系，而是我学会了不敢流露真实的感情，姥姥死的时候我给她梳头的那种东西，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去做了。”

　　洪晃在谈到父母对她的影响时说，她妈妈在她生活中的地位比她爸爸要重要得多。“因为我一直在她身边，所以我跟她最亲，我的生活方式可能跟她更有共同语言。”洪晃说，“我妈给我最大的影响是一个女孩子要好强、要自立。其实在我妈对我的教育中，没有强调要成名这种东西，但她会强调独立精神。我妈属于一个既漂亮又聪明的女人，她好强，对自己特别较劲，要求自己凡事不能松懈。我妈妈带给我的是一个人要有不断的上进心，这上进心是有强有力的责任心，就是说你不能对自己不负责任。而我爸呢，是截然不同的一个人，他只要活得好就得了。”

　　洪晃曾经给《三联生活周刊》的《生活圆桌》写过一篇文章，在谈到她父亲对她的影响时戏谑说：“我的坏毛病都是从我爸那儿来的。我爸聪明不用功，我也是；我爸好吃好抽烟，不注意身体，我也那样；我爸结过三次婚，我也整整三次。还在比他小得多的情况下，把三次都结完了。我爸是北大教经济的，他能在课堂上把经济讲得生龙活虎，就是学术文章不好好写，所以人家当头版头条的经济学家了，他却退休了。”洪晃说他父亲是“一个天生的乐天派”。“特好吃”，她回忆，“文革时候一件特别乐的事就是，我爸从干校回来，晒得剧黑，骨瘦如柴。他满街找卖螃蟹的，后来找到一个专供外交人员的供应站，门口有解放军站岗。他那时还是黑帮，就全然不顾地混进去买螃蟹，因为他实在晒得太黑人家以为他是非洲或是印度人，然后就跟他说英文，他也就跟人讲英文，在特别不可想像的情况下提了两大串大闸蟹就回家了。然后就特高兴，虽然他第二天要回干校，但他那天就乐呵呵的。”洪晃记得小时候她爸爸从来不带他去大公园，不去那些挤、闹的地方，比如去圆明园废墟，在那儿捡石头、刻砖，一呆就是半天。“而我妈呢，就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她自己裁衣服、做衣服、绣花。你不可想像，问我妈买多宽尺面的布料，要什么样的袖子、什么样的领子，她就能给你做出来。她被隔离审查时一帮女的看着她，她把这帮女的糊弄得特好，就是把她们都教会了做衣服。我妈也喜欢吃，但她更得意于自己做一手好菜。她的‘赛螃蟹’，我在上海所有饭店吃过的都没我妈做得好。”

　　洪晃说她父亲留给她的是一种自然、追求自由、无拘无束、什么也不顾的生活态度。而出于平衡，觉得自己过舒服了，她妈妈的影响就会出来，又会觉得做人不能这么舒服，不能对自己、对人家都不负责任，这是要遭人指脊梁骨骂的。所以，她的放松与她的沉重责任感经常反反复复地形成对立，当然，从本质上说，洒脱的力量可能远不敌责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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