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书案

　　争夺皇位继承权，是历代王朝宫闱斗争永恒的主题，明代也不例外。

　　万历朝围绕皇太子而发生的“妖书案”、“梃击案”、“红丸案”，以及他死后的“移宫案”，扑朔迷离，读明史至此，往往如坠五里雾中，晕头转向。在下试图以最简单明了 的方式，分别撰写文章，把这几案的真相，告诉列位看官。今天先说“妖书案”。

　　万历皇帝由于宠信郑贵妃，想立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为皇储，不愿意册立王恭妃所生的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这一事件，在外廷大臣看来是不合祖宗法度的，因此屡屡向皇帝谏诤，尽快册立皇长子为太子，称为“争国本”。皇帝却寻找种种借口拖延，借口之一，皇长子的生母是宫女出身。

　　当外廷对此事议论得沸沸扬扬之时，宫中的慈圣皇太后李氏(万历皇帝的生母)也有所闻，她是喜欢恭妃王氏的，也心疼她的长孙。有一天，万历到慈宁宫向母亲请安，母子之间发生这样一场对话：

　　太后对儿子说：“外廷诸臣多说该早定长哥(宫中称呼太子为长哥)，如何打发他?”

　　儿子回答：“道她是都人(宫中称呼宫女为都人)的儿子。”

　　太后听了心中不快，正色训斥道：“母以子贵，宁分差等?你也是都人的儿子!”

　　这一下点到了要害。原来万历的生母李氏，也是宫女出身，早年以宫女身份为隆庆皇帝生下了朱翊钧(即后来的万历皇帝)，才进封为贵妃。万历自知理亏，如果因为宫女所生不能册立为太子，那么他本人根本就不可能当上皇帝。听了母亲的训示，他惶恐万状，伏地请罪不已。太后训示的压力超过了外廷大臣的千言万语，以后皇长子朱常洛之所以能有转机，

　　郑贵妃欲立皇三子朱常洵的阴谋之所以不能得逞，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皇长子朱常洛，生于万历十年，到万历二十二年才出阁讲学(太子的豫教)， 已经十三岁了，因为是“庶出”的关系，境遇很是坎坷。皇帝的一拖再拖，廷臣的一再谏诤，从批准出阁讲学，到四年后举行冠礼，再过三年册立为皇太子，这条路一波三折，过于颠沛，后人李逊之《泰昌朝记事》概括为一句话：“一切典礼俱从减杀。”

　　朱常洛虽然成为皇太子，但日子并不好过。一方面父皇并不喜欢他，另一方面郑贵妃时时想造成“易储”(更换太子)的局面。皇太子朱常洛的处境岌岌可危，引起朝野上下忧心忡忡，于是乎有所谓“妖书案”的发生。

　　所谓“妖书”其实称不上“书”，不过寥寥数百字的揭帖(传单)，题目叫做“续忧危议”。为什么要叫“续”呢?因为先前已经有过“忧危＃＃议”了，这次是“续篇”。

　　饱学之士吕坤在山西按察使任上，曾把历史上的“列女”事迹编成一本书，题名《闺范》。

　　不久太监购得此书，传入宫中。郑贵妃命人增补了十余人，以汉明德皇后开篇，郑贵妃终篇，并加写一篇序文，嘱托其伯父郑承恩及其兄弟郑国泰重新刊刻，书名改《闺范图说》。

　　郑贵妃把自己列入“闺范”之中，意图是昭然若揭的，由此看来《闺范图说》与《闺范》虽有不少相同之处，但两者的编写初衷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料有人把两书混为一谈。万历二十六年有一个托名燕山朱东吉的人，为《闺范图说》写了一篇跋文，题为《忧危＃＃议》，把一本经过别人篡改的议论妇女道德的书，加以政治化、现实化，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纷纷回过头来清算吕坤。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弹劾吕坤“机深志险”，“潜进《闺范图说》，结纳宫闱”。

　　吕坤蒙不白之冤，立即写了《辩忧危议疏》向皇上辨白：“先是，万历十八年臣为按察使时，刻《闺范》四册，明女教也。后来翻刻渐多，流布渐广，臣安敢逆知其传之所必至哉?”

　　“伏乞皇上洞察缘因《闺范图说》之刻果否由臣假托，仍乞敕下九卿科道将臣所刻《闺范》与(郑)承恩所刻《闺范图说》一一检查，有无包藏祸心?”显然，他编写的《闺范》后来被人改头换面成《闺范图说》，与他无关，不能说成他自己偷偷送进宫里，企图“结纳宫闱”。

　　吕坤当然是无辜的。由于事情牵连到郑贵妃，万历皇帝不得不亲自出面干预，下达谕旨，说明《闺范》一书是他推荐给郑贵妃的，因为书中大略与《女鉴》一书主旨相彷佛，以备朝夕阅览。他在渝旨的最后以严厉的口气说道：“戴士衡这厮以私恨之仇，结党造书，妄指宫禁，干扰大典，惑世诬人，好生可恶。”照例本应严办，但那样的话，势必追究《闺范图说》的来龙去脉，郑贵妃自然难脱千系。他不想把影响扩大，便轻描淡写地作出结论：“这事朕已洞知，不必深办。”他用这种方式来淡化此事，使事态渐次平息。因此这本“妖书”——《忧危议》，并未引起政坛的震动。

[上一篇]  [返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