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克特在信中经常写一些很有哲理的话，有时他会谈到信仰和正义。７月１８日，他很客观地写道：“战争不久必将结束，所以亲爱的，祈祷吧，为战争的尽快结束，为和平而祈祷，哪方取得胜利并不重要。不必祈祷我们赢得这场战争，也不必祈祷我平安无恙。你知道，敌人也会这样祈祷的，爱他们的人也会祈祷他们平安……有人会说上帝与我们同在，但谁知道呢？德国人也会这样说。还是祈祷上帝对我们都宽容一些，还是为和平而祈祷吧。”

　　几星期后，卢克特看到远处山谷发生的战斗，之后写下了下面的信。

　　亲爱的

　　昨天晚上我们受到了炮轰，大概是一场小规模的偷袭或进攻。从我在的地方可以看到敌人开枪时发出的光，但只能听到我们的人射击的声音。景象很值得看。我向下望时，最大的感触是人们对杀戮、对致命的可怕武器的漠然。在那里作战的人们就像玩具，而我站在高处俯瞰，不禁问自己，如果有全能的神在天上看到我们这些可怜的生灵用枪互射，又会想什么呢？

　　人真是可悲悯啊！这使我同情所有的人。为什么他们不能像你我一样，而非要通过战争来解决彼此的差异呢？我们互相残杀，目的是维护各自的观念，或者为了自由和权利，但难道没有别的出路吗？自由、人权，这些对我们的确意义非凡，当它们遭到侵犯时，我们或许只有诉诸正义的途径。你说呢？

　　我和你提过抓到了一个德国佬，我今天把他的帽子给你寄过去了，当然，帽子我已经洗过了。

　　我爱你……

　　爱德

　　１９１８年８月１９日

　　１９１８年９月１３日，星期五，卢克特负伤了。他称这一天为“无数不幸日子中尤为悲惨的一天”。在圣米耶尔的战斗中，一发炮弹在他附近爆炸，弹片深深地切入了他的右腿。他在医院里写信说：“今天早晨我醒来，发现自己躺在１３号病房的１３号床上。一位护士正在照顾我，她戴的胸牌号码是１３。”实际上，他认为自己非常幸运。他身边很多人都死了，有些还是他的好友。没有负伤的战士仍在坚持作战。卢克特不安地躺在医院里，懊恼自己无法和战友们一起战斗。

　　亲爱的：

　　我本应该和我的战友们在一起的，可我现在仍然在医院里晃来晃去。我现在又觉得全身都是劲，很想去作战，我的伤已经在愈合，走路时已经不怎么跛了。当然，伤口完全恢复还要一点时间，但我觉得，要不是我那天说了句膝盖周围很疼，我可能已经获准离开这里了。我身体内还有小块的弹片，人们上次给我手术时没能都取出来。我想他们可能认为膝盖痛是这弹片引起的，也许想再给我拍一次Ｘ光照片，但愿用不着。我其实没什么事了，我会坚持我的意见，就先这样也没什么问题。上次给我做手术的外科医生就是这么说的。

　　亲爱的，在这里的一些伤员真是惨极了。我真为他们难过。昨天我到几个病房去，想看看有没有我认识的人。我看到有人失去了双腿；有人身上好多骨头都断了，起不来；有人被手榴弹炸伤，伤口足有碟子那么大。炮弹炸伤很可怕。子弹还好些，没那么大，比较干净，但烈性炸药爆炸时纷飞的钢铁碎片真是恐怖。我很幸运，星期五晚上炮弹在身边爆炸时居然只受了点轻伤。作战时我曾经以为这次没法回家了。我以为敌人和我们的斗士一样勇敢。这点我错了。

　　整个下午我们都在敌人猛烈的炮火攻击下，我们趴在开阔地带的壕沟里，我的战士好多都被打死了，这使我心急如焚。我要照顾伤员，我为他们担心。我叫人把他们送到掩蔽所进行简单的包扎。有些人因流血过多而死，有些人重伤，在痛苦地呻吟。战斗的间隙，我就去鼓励伤员，让他们振作些。我对他们撒谎，和他们说增援部队很快就到，很快就可以把他们送到后方救治。我们前天才从德军的救护车上缴获了不少担架，所以担架够用，但是我的人手不够。我接到的命令是守住树林，所以我们就守在那儿，不到一天一夜，我的１５０名战士只剩下３０人。

　　死去的战士躺在你面前，死不瞑目。伤员咬紧牙关压低自己的呻吟声。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到处都是血污。这一切真让人受不了，我一时竟想，干脆敌人的大军压过来，把我们全干掉或者抓住算了。但是战士们很勇敢。他们一点也不想放弃，尽管大家都清楚，我们三面都是敌人，他们的人数远远多过我们。我下了一道命令：“他们到前面的开阔地时我们就退到树林边。”但是德国佬不敢冲上来。他们躲在一座小山后，架起了机关枪，等待其他德国兵绕到我们身后。当时我真以为我们完了，但看到他们那么害怕我们，我又有了希望。

　　Ｃ连在我右翼，我没有他们的消息，但我估计剩的人也不多。早些时候我派去了一个排增援他们，有３０个人。

　　但是，我们接到了撤退的命令，我们撤了下来。我真不喜欢那道命令。“放弃死伤的人。撤回到右路，注意回击敌人。等待后援。”对那些我们觉得伤得不很重可以救活的人，我们几乎是连拖带拽地把他们从阵地上带下来。那些我认为希望不大的人，我们只好把他们留在一个掩体里，把入口用沙袋保护好。

　　大多数伤员都得救了。第二天早晨反攻时人们找到了留下的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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