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场所：单位制、再分配机制与市场机制

　　第一章中对英语学术圈研究成果的综述中已然提及，对美国人性行为进行非正式控制的组织里不包括他们的工作场所。但我们研究中国的情况必须提单位，因为中国的单位不同于西方的工作场所（workshop），后者是在高度发达的社会分工基础上形成的相对固定的专业化的工作场所，而单位制（Danwei system）中的单位组织不仅有专业功能，而且具有经济、 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功能，起着政府的作用。人们从生老病死到“吃喝拉撒”的全部生活内容都与单位紧密相联，人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乃至思想意识都严重受制于单位制度。也就是说，当单位为单位中的个人提供其所需的时候，也就与个人建立起了密切的交换关系，从而实现了单位对个人的控制。

　　“单位不仅通过社会成员的工作使之取得一定的经济报酬，通过分配住房保证单位成员基本的生存空间，通过公费医疗制度满足人们基本健康的需要，通过兴办托儿所、幼儿园、食堂、澡堂及为职工子女就业需要的服务公司或集体企业等等，为单位成员提供各种社会保障和福利方面的服务，更多地，单位还给予单位成员在单位内或单位外行为的权利、社会身份以及社会政治地位。”因此，“一旦社会成员进入某一工作单位，那么他基本需求的满足与实现以及在社会上行为的权利、身份和地位就有了最根本的保障。”(李汉林等,1994)

　　“单位成了城市社会基本的稳定的利益共同体。单位这种全方位的利益给予造成的直接结果是单位成员对单位的高度依赖。国家政权便通过隶属于它的单位对其成员利益的支配而实现了对这部分社会成员的行为引导。单位成员如果拒绝这种引导，就有可能失去单位身份和相应的利益保障。……单位同时也通过单位对其成员的行为进行着强制约束。单位对其成员的强制约束是通过单位的行政特性实现的。不论是行政单位，还是事业和企业单位，都隶属于一定的行使政府权力的上级机关，这些上级机关也以不同的方式赋予了这些单位一定的管理单位成员的行政权力。因此，单位就不仅能对单位成员进行工作纪律的约束，而且运用特殊的行政权力对单位成员进行全面的强制约束。单位不仅管理单位成员的工作，而且还管理单位成员的社会性行为，乃至于单位成员的思想和品德。单位成员在单位外造成的过错，也要由单位进行处理。”（周平，2000）

　　“单位通过对社会资源的严密控制和分配，通过垄断单位成员发展的机会以及他们在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生活中所必需的资源，形成了对单位成员的支配关系，最终有效地控制了单位内每一个成员的全部社会生活。计划体制和单位制度编织的巨网，客观上造成了单位人在经济、政治、社会乃至人格上对单位的全面依附，造成了单位人以自己对单位的全面依附，以接受单位对自己的全面控制为代价来换取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资源的生存格局。” （揭爱花，2000）

　　以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看上述关于单位制的论述，便不难理解，个人为了获得所需的发展机会，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必须通过“遵纪守法”与担负着全面控制职能的单位完成交换。而多性伙伴行为，作为一种“思想品德问题”，无疑会在单位内受到处罚。霍曼斯认为社会控制存在的内在逻辑是，投入足够的资本，并从投资中产生回报，那么，控制住自己的性欲求，放弃对更多性伙伴的追求，同样是一种投资行为，目的是从单位那里交换到足够的回报。

　　中国的单位制具有使得人员的自由流动成为不可能，一个人不经过单位同意自己离开了一个单位，就意味着失业和失去生活来源。

　　但是，中国近二十年的社会转型，市场化进程，使得单位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是传统的单位自身的变化，这种交换便面临解体。单位成员离开原来单位不仅不再意味着工作机会的丧失，甚至还可能谋得更好的工作机会。单位作为单位成员稳定的利益共同体的意义随之减弱。在这样的情况下，单位成员游离于原来单位的倾向明显增加。”同时，单位功能也真正实现了单一性，是专业化的工作场所，而不再具有其他的功能。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单位作为城市社会基本的社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由于单位成员的单位属性在减少，与其相对的社会属性在明显增加，这些单位在利益实现方面对单位成员的制约和通过行政权力对单位成员的制约性都大大地减弱了，传统的政治控制的利益机制和强制机制都明显地弱化了。因此，通过单位实施的对单位内的社会成员的控制的有效性大大地降低了。……因此，通过单位实施对在这些单位内工作的社会成员的政治控制是难予奏效的。”（周平，2000）

　　单位控制职能的转化，意味着与工作行为无关的私人性行为，不再属于单位的控制范围，个人无需再以性行为上的“节俭”来同单位进行利益交换了。正如社会交换理论所说的，人们都在寻求使自己收益最大，他们会在自己掌握的有限信息的情况下，权衡付出与收获。当人们意识到牺牲自己在性上的享受不再能够从单位那里换回利益时，社会交换所依赖的互惠原则便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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