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项研究包括４个具体目标：

　　１， 考察自我控制、非正式控制在多性伙伴行为者身上的表现。这种控制是否还存在？它们与多性伙伴行为者之间是怎样的互动关系？

　　２， 如果社会控制对多性伙伴行为者已失去效应，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特别 是与非多性伙伴行为者相对比的时候。

　　３， 对比以往的国内外定量调查，看那些定量调查的分析结果在本项研究的受访者身上是否同样适用。即，本项研究中的多性伙伴行为者是否具有定量调查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些特点。如果不具有，为什么？

　　４， 本研究中的多性伙伴行为者对安全性行为是否特别关注？如果他们也如定量调查中所显示出来的那样不经常使用安全套，则需要深究其背后的原因。

　　此研究的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学术意义：

　　通过应用社会交换理论，通过个案研究法考察一个处于社会转型期、专制主义色彩逐步淡去的国家，社会控制是如何解体的，个人的性脚本是如何改写的，从而对社会交换理论、社会控制理论、福柯的权力理论、性脚本理论以及多性伙伴行为者的研究做出新的丰富。

　　现实意义：

　　通过本项研究试图进一步指出，政府或各类组织不应该对私人行为强行进行干预，任何控制只有建立在使受控制者真正受益的基础上，才可能是有效的；同时，政府应该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多性伙伴行为者这一高危人群对ＨＩＶ／ＡＩＤＳ的风险做出自觉的、积极的回应。

　研究假设

　　１，传统的进行非正式控制的组织同受控制者之间的交换关系弱化了，从而为多性伙伴行为者将其解体提供了可能。

　　非正式社会控制的得以实现是个人与社会进行利益交换的结果，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期，特别是由于市场经济主导地位的确定，原有交换关系面临全面破损。家庭、单位（工作场所）、社区这三种社会控制组织无法再与多性伙伴行为者完成交换，因此其控制力已经解体。

　　中国家庭昔日控制方式主要是：观念灌输，大家庭同住，择偶对象的管理，等等。但在今天，人们更早地独立生活，社会以核心小家庭为主，婚姻自主。转型的中国，家庭这一初级群体的功能外移，许多功能甚至消失。在一个人成年后，特别是独立成家后，出生家庭的控制与他个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几乎不存在。因此，个人与家庭之交换消解。

　　中国的单位在过去为个人所依赖，它以奖惩、强制管理等作为控制手段，单位几乎是除家庭之外的唯一生活场所；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交换”被消解，单位不再关心“私事”，荣誉、地位、尊重等交换的力度大大下降，单位对个人性行为的控制也大大减弱。

　社区控制在专制时期是介于正式控制与非正式控制之间的一种手段，等同于一级政府部门，现在则主要转型为服务功能，不再能够通过提供荣誉或施加耻辱、惩罚来同个人私事构成交换。

　　２，当前中国的多性伙伴行为者具有一些共同的背景，而没有这些背景可能便是虽然处于同样的社会转型期，但某些人并未越轨的原因。转型社会中，个人的自由迁移，都市的现代化，观念开放的小环境，都促成了社会控制与个人交换的丧失及解体。

　　与布劳的观点相契合，当一个人摆脱了馈乏、不依赖状态时，也就不会给别人以权力，也就不会再受别人的社会控制。因此，多性伙伴者更多是自由职业者、个体工商户等在职业中受约束较少的人，或是在职业中具有权力的人士，或独身者（特别是女性独身者）。他们更多不担心因为越轨而受到惩罚。

　　他们多拥有广泛的社会交往机会，工作单位内部的人际交往只是他们人际交往的一小部分，这将使他们结识许多不会与自己的日常生活圈子发生任何关系的个人，而与这些人发生的性关系略加隐藏便可以摆脱掉组织的控制，摆脱交换关系。互联网的出现，扩展了人际交往手段，也扩大了多性伙伴行为者的队伍。

　　如果一个人从性的自律中得不到回报，他看到其他不自律者很快乐却无人干涉，将有助于他也不再自律。多性伙伴行为者在越轨之前便有一个行为参照系，这可能是身边的某个人，也可能是经常接触的性自由信息。

　　他们或者是性情更为自由，对即使可能存在的冷眼也不以为然，甚至乐于与之对抗的人，或者是拥有更多的隐藏技巧的人。

　　３，绝大多数多性伙伴行为者，都经历了一次性脚本的自我修改过程，在此过程中，最稳定的自我控制被解构了。

　　得以修改个人生命历程中性脚本的人，至少都具有下列特征中的二者：从原居住地迁移到其它城市定居；生活在开放的大都市；工作单位或朋友圈提供了一个性观念开明的小环境；性观念与经历开放的同伴，特别是异性同伴的影响；对互联网的充分利用；等等。

　　４，非正式控制需经过自我控制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即，社会权力与个人服从的交换关系只能在自我控制中建立起来。当一个人对交换价值采取低估和蔑视态度时，非正式控制便无法转换为自我控制，交换关系也就无法实现。即，个人对权力的蔑视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消解这种权力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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