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上去令人鼓舞，然而这种观点冒了一个险：将女性与情感联系在一起的本质主义观点。而本质主义的观点正是后现代女性主义一向激烈反对的。如果任女性自由创造出来的文化必定是不同于男性的文化，如果按照女性的“自然”逻辑去思维必定是不同于男性的思维，男女两性在本质上的差异岂不是就此成立？在我的有限的思维能力中，对于线性思维与圆形思维的区别的确是感到有点匪夷所思。也许这恰恰表明，如我之辈在多年的“正规”训练中，早已被男性文化和男性思维模式所浸淫，再不能按其他模式来思维。圆形写作和圆形思维 的想法至少可以为我们揭示一个新的思路，使我们敝帚自珍，不要轻易丢掉自己身上有价值的东西。

　　2、对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批判

　　对后现代女性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最尖锐的批判首先指向它的非政治或后政治 (postpolitical) 倾向，批评来自女性主义运动内部，其主要看法是：在女性刚刚成为她自身权利的主体之时，后现代主义就剥夺了女性在普遍人性中的权利。

　　后现代主义理论是从1970年代开始进入女性主义运动和研究的，它所遭遇的主要障碍来自现实运动和政治斗争。反对派认为，如果取消了“女性”这一概念，女性如何能组织起来发展新的正面身份？如果根本就没有“女性本质”，更不会有把女性团结在一起的姐妹情谊这种精神了。（Jaggar, et al., 81）

　　反对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人们反对对主体性的解构和对主观能动性的质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由哈索克（Nancy Hartsock）表达出来的。她不无激愤地说：“正当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刚刚开始打破我们一直被迫保持的沉默，刚刚开始提出为我们自己命名的权利要求，刚刚开始作为历史的主体而非客体来行动，正当此时此刻，为什么主体的概念本身却成了问题？正当我们要形成我们自己关于世界的理论之时，世界是否能被理论化这种非确定性却被提了出来。正当我们开始讨论我们所要求的变革之时，进步的理念和系统地、理性地组织人类社会的可能性却变成不确定和值得怀疑的了。”（Jaggar, et al., 81）有人这样批评后现代主义：“为什么正当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开始为自己命名的时刻 (过去我们一直沉默)，正当我们起来作历史的主体而非客体的时刻，主体这一概念本身偏偏受到了质疑？”(Brodribb, 45-46)

　　这一质问颇有深意——女性一直被当成历史的被动客体，正好在她们意识到这一点，想作历史的主体可还没有作成之时，主体竟被否认了——言外之意似乎在暗示这里有一点阴谋的味道。这一批评就像是在说：在一场轮流座庄的赌局中，前任庄家在自己该卸任时擅自宣布整个赌局已经结束了。

　　传统的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分歧还在于对身分认同和对主体的不同看法。后现代主义要求“解构”，视主体为流动的和变化的，就连使用“女性”这样的概念都是本质主义的；并认为，如果不加分析地使用这类词汇，会于无形之中加强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即认为男女两性的区别是与生俱来而且是固定不变的，而实际上，“女性”这一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女性主义的目标则是要争取作话语与意识形态的主体。一些女性主义者认为，后现代主义毁弃了学术上的许多重要分类，解构了女性主义的政治活动。她们提出，如果不承认各类现象的本体论基础，那就等于取消了政治学。男女两性的分类是政治学已经确定的分类，对两性分类的批判会带来什么样的政治可能性？认知的无限的分散化和多元化已经被理解为政治学和政治信仰的终结或消解，女性主义在这场消解中又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

　　批评者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对世界背过脸去的；它不是关于这个世界的学说，而是关于其自身过程的学说；它是自慰性质的，冷淡的，仅仅对那些有权的人讲话，或者就干脆什么也不讲。按照这一学说，所有的现象都只是在一个特定的信息体系之内才有意义，在它之外就丧失了任何本体论地位 (ontological status)；所有的话语最终都丧失了它存在的基础。

　　批评者还指出，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把话语视为一切权力的所在，忽视了真实的身体和真实的性，而这些真实的身体是能够产生道德与政治上的压迫的，例如暴力和强奸。强奸是真实存在的，它不是话语。如果一味坚持话语才是权力，会成为道德相对主义，而且丧失在现实中与真实的暴力作斗争的武器。此外，如果普遍适用的宏观理论不复存在，实践和经验该怎么办？女性主义运动应当设定什么样的政治目标？

　　对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潮一个最尖锐的批评是：“你不可能同时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又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王逢振，第2页），即“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不可能性”。(Hirschmann, 138) 因为后现代主义是反政治的和相对主义的。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女性主义的一些理论可以吸收后现代主义的成分，但不可全盘接受后现代主义，或者用后现代主义来改造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自认为是十分政治化的；然而，后现代主义本身却是后政治的。由于后现代主义认为真理是不存在的，所以冲突只能通过赤裸裸的权力 (统治) 来解决。后现代主义解构 (消解) 了主体，否定或摧毁了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任何积极的行动机构的可能性。而离开了具有实验意义的历史和性别的主体，就不会有什么女性主义意识，也不会有什么女性主义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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