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伟尽量用平缓的口气跟他说话：

　　“实际上，我也很矛盾。虽然我对他小说里描述的内容已经见多不怪了，但把它形诸于小说却是第一次。在国外，有很多心理学家都在研究人类的性行为，在研究人类的精神病现象，后来都成了哲学家，成了影响人类思想发展的重要的思想家，比如弗洛伊德，比如荣格，等等。为什么在我们国家却一直没有人重视这一点呢？非但不重视，还要让人们蒙上眼睛 ，说从来没有发生过。这岂不是掩耳盗铃？还有，一旦这些东西被社会重视，就马上说是道德出了问题，要立法，很少有人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看问题，这不是指鹿为马吗？虽然他的思想境界不高，但他有一颗向上的心灵；虽然他的文学修养不高，但他写的很真实，没有虚假的成份。现在作家都有一种普遍的认识，就是以高尚的东西来抹掉原本真实的人性，使小说中的描述都有了虚假的成份。我认为这种现象更可怕。”

　　他们争得面红耳赤，都斜眼看着电视，等着对方先说话。笑茵妈妈出来，笑着对余伟说：

　　“他呀，一辈子就死认一个理，谁都说不过他，即使说过了，他也不承认。你别理他。”

　　“不，姨姨，实际上我是不懂这些的，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这些的，没有发言权。”

　　“但我听着你说的就很有道理，他是蛮不讲理。”

　　老作家这时转过头来，点了一支烟，终于说：

　　“去去去，谁说我蛮不讲理？我这个人就是好争论，但谁讲的有道理，我事后不是认真考虑了？”

　　“事后才考虑，当面还犟的很。他就这德性。”

　　“我也一样。我爸活着的时候和叔叔一个脾气，我和他老为一些事争，我妈老骂我们俩。可是我爸那个人，如果没个人和他争，他倒觉得没意思了。人就这么怪。”

　　他们都笑起来，气氛也总算活了起来。老作家也笑了，他说：

　　“男人之间的事，女人不懂。男人是不打不相识。”

　　在吃饭的当儿，老作家问余伟：

　　“70后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两年说的七十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作家和诗人。”

　　“我真是越来越不明白了。你说那里面的那个叫什么程一涛，把诗社的名字叫什么不好，非要叫光屁股？我虽然不会写诗，还是会看诗吧。你说这是怎么会事？”

　　“这我就有发言权了。我也是七十年代出生的。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反传统，过去你们不敢做的，我们就敢做。你们认为越是正统的，我们越是烦。”笑茵说。

　　第二天，余伟坐车去了上海。

　　十天以后，他又去了趟深圳。余伟在美国的导师来中国讲学，第一站就在深圳大学，说要在那里见他。这一去又是十天。在这二十天时间里，他一直探讨和了解的就是心理学方面的事。中国青年的心理疾病已经犹如正在出土的荆棘，而大学生又是这些疾病的主要对象。他还跟一家出版社的编辑重点地介绍过林风的小说，答应尽快让林风把小说寄给他。同时，中国青年心理研究会在那次大会上换届，因为他在国外的学位和导师的名气，被选为副会长兼秘书长。他乐意承担这一重任。更让他高兴的是，他的导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争取了一项资助金额巨大的项目，要他做主要立项人之一。

　　短短的二十天，他的事业发生了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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