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而易见，这五种书名的更迭，只是反映了曹雪芹从乾隆八年左右到乾隆十八年这十年之间所作的五次增删修改的不同稿本，而绝不是写出了五种不同内容的小说，当然更不能认为是由不同的作者所写出的五部作品。

　　这就引申出另一个问题：楔子中提到的五个书名，是否真能代表曹雪芹创作中的五次“披阅增删”？或者从另一角度说，这五个不同的书名，在曹雪芹的早期稿本中是否真正使用 过？

　　依我的看法，既然“披阅十载”大体合乎曹雪芹的年龄阅历等实际情况，则“增删五次”的记载也不可能是子虚乌有之辞，因而跟“增删五次”恰好吻合的五个不同的书名，也就不可能是凭空杜撰。鲁迅以为这是“多立异名，摇曳见态”，其实并不合乎《红楼梦》创作的实际。有的学者至今还认为这五个书名中的《情僧录》、《红楼梦》、《金陵十二钗》在以前的稿本中似乎根本不存在——我认为这种怀疑是没有道理的。尤其是书名叫《红楼梦》这一次稿本，如果说它不存在，就不能解释脂砚斋的批语为什么经常以《红楼梦》来称呼这部书。当然批语中更多的还是以《石头记》来称呼这部书，但凡以《石头记》称呼这部书的批语，也必然是在书名又重新恢复到《石头记》的时候写下的。反过来说，凡以《红楼梦》称呼这部书的批语，也应该是在书名叫《红楼梦》的时候写下的。因为脂砚斋对某一种书稿作批，不可能在提到书名时张冠李戴，或自立异名。同样的道理，脂评本中也有称书名为《金陵十二钗》的批语，说明脂砚斋也在书名叫做《金陵十二钗》的稿本上作过一次阅评。更何况这个书名在楔子中明指是曹雪芹亲自题的，不可能反而不存在。至于《风月宝鉴》这个书名，虽然在当时那个稿本上脂砚斋可能并没有开始作批，现存的惟一一条得到《风月宝鉴》的批语，只是在甲戌本上写的；但既然甲戌本的这条脂批已经明明白白写了：“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这和“壬午除夕，芹为泪尽而逝”的批语一样，简直可以当成信史来看待，则其稿本存在的真实性也就更不值得怀疑了。惟一剩下的一个《情僧录》之名，倒真有点像一种“小说家言”式的产物。既不能在脂批和甲戌本凡例中找到确有此稿的证据，又不能从现存脂本中见到其传抄之本的实物。但是其他四个书名既然都有了着落，我想作者也不会单单在楔子中塞进这么一个假名来糊弄人。

　　提起《情僧录》这个书名，我还可以说一个线索。十年前，我听一位成都的朋友讲过，在四川某地，有一个人收藏着一部《红楼梦》的手抄本，里面有许多现在所知的版本所不存在的文字，听他介绍起来有的还像是八十回后佚稿的情节。提供这一信息的人是我认识的这位朋友的高中同学，那人文化素养并不高，也不爱好文学，但他告诉我的这位朋友说：他在自己的一个外地亲戚家中翻看过这部书，他清楚地记得书名叫《情僧录》。他所谈到的一些书中内容，使我这个朋友感到十分惊讶。因为以那人的文化水平，不可能凭空编造出这些东西。但我这个朋友后来去追溯这本书时，这个人的亲戚抵死不承认有这书了。但从种种迹象看，他不承认，似乎另有隐情，至少是另有打算。这是关于《情僧录》的一个传闻。此外，四川还有一位青年作家跟我谈起过另外一种《红楼梦》抄本的传闻——也是一个看来无风不起浪的真事。这样的传闻在四川好像特别多。段启明八十年代初在西师任教时还偶然查到过重庆解放前夕的一种旧报，上面一个署名朱衣的人写的文章，也介绍过他家曾有一种独特的抄本。说这个抄本和通行本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有“秦可卿淫上天香楼”的情节。它与脂批中提到的修改前的“秦可卿淫丧天香楼”的回目仅有一字之别。

　　杜春耕：靖本上也是叫“淫上”吧？

　　邓遂夫：不是。靖本的批语也说是“淫丧”，丧失的“丧”。只有段启明看到的那个署名朱衣的文章所说的本子，才说是“淫上”，上下的“上”。当然有可能是口音之误，也有可能是稿本之间的差异。而按周汝昌先生的分析，说不定这个稿本就可能是“淫上”，表明在天香楼下就有奸情了，最后又淫上了天香楼。但是这本书在哪里呢？据朱衣文章所述，后来被他的一个亲戚带到南京，在南京沦陷时没来得及带出来。朱衣的文章发表在重庆解放前夕的1948年。当时一般人根本不知道庚辰本的存在，当然也不知道“秦可卿淫丧天香楼”这样透露早期稿本内容的批语。我认为朱衣这个记载的可信度比较高。朱衣说这个本子流落到南京没有带走，我甚至觉得可能和1959年毛国瑶在南京见到的靖藏本是同一个东西。因为靖藏本关于“天香楼”情节的批语比庚辰本更详细，连秦可卿自尽以前有“遗簪、更衣”这些细节也提到了。说不定朱衣在记忆中是把这些批语当成了他看到的不同情节。总之，我觉得朱衣的记载似乎可以作为靖本在南京出现的一种间接的证据。我举出这些例子，主要想说明，甲戌本楔子中提到的包括《情僧录》在内的种种书名，绝不应该轻易地视为乌有。同时也想说明，现在虽然发现了十一种脂评本，我们绝不能以此为满足，更不能掉以轻心，还应该努力地去追寻和发现更多的早期传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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