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这位在中国和世界文学史上应当用金字来大书的伟大的文学家，他的一生，也实在太坎坷而令人慨叹了。他给我们的古典文学宝库留下如此辉煌的一笔财富，自己却潦倒终生，默默无闻地离开了人世，隐没在历史的迷茫的烟雾中……

　　直到现在，人们尚未从任何一种可靠的历史文献中，寻觅出有关曹雪芹生平事迹的详细记载，甚至从他的家族谱牒上，也难以找到其踪迹。如今据以了解他的身世概貌的惟一可靠线索，仅仅是他的几位朋友留下的几首题赠或悼念他的诗篇，以及偶尔提到他的零零星星的文字。

　　正是从曹雪芹的一位朋友的诗篇里，我们了解到他曾有过续弦的经历。

　　爱新觉罗·敦诚在曹雪芹去世的第二年春天，写了一首《挽曹雪芹》诗。其颔联云：“孤儿渺漠魂应逐，新妇飘零目岂瞑！”原稿在“孤儿”一句之后，有小注说：“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说明曹雪芹的儿子死在他之前。其时，雪芹夫妇尚在，诗人竟称其子为“孤儿”，则又说明这孩子是雪芹前妻所生——当然也就说明，孩子的生母已经早丧。后面紧接着的“新妇”之称，不仅可以印证这一点，而且清楚地表明：雪芹后来又续娶了一位妻子。

　　然而，这位在诗篇中一闪而过的“新妇”究竟是谁，她的身世遭际以及与雪芹结合的情况到底怎样，却别无史料可稽，至今仍是不解之谜。

　　二、过去的研究情况一瞥

　　在红学史上，人们打从一开始考索曹雪芹的家世起，便同时注意到了对这位“新妇”的探讨。

　　最早提出这一问题的是胡适。他在1921年出版的《红楼梦考证》里，曾以“自叙说”的观点，对“新妇飘零目岂瞑”之句作过这样的猜测：“一个飘零的新妇，这是薛宝钗呢？还是史湘云呢？”其表述方法或许不足取——把《红楼梦》书中的艺术形象，同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完全等同起来了——但在当时人们对此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能大胆提出这么一个假设，却也具有某种启迪性的作用。

　　周汝昌先生在1949年载于《燕京学报》的一篇文章里，以及在1953年出版的《红楼梦新证》一书中，都曾根据对《红楼梦》脂评本的研究，作出过一种惊人的推断：认为在曹雪芹身边为他批注《红楼梦》的脂砚斋，正是一位女性；她的身世情况，大约相当于书中的史湘云。这一观点最初曾轰动一时，后来因为逐渐被一些研究者所驳难，便慢慢被人淡忘。我认为，周先生当时提出的论据尽管不太充分，又伴随着一些明显的谬误（如将脂砚斋与畸笏叟混为一谈等），却包含了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创见，为我们进一步解决这一涉及曹雪芹生平和著书经历的重大问题开辟了道路。正由于周先生的论点长期受到忽视，致使有关曹雪芹续妻问题的研究，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几乎完全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直到最近，吴恩裕先生根据新发现一对曹雪芹箱箧上的文字，判断出被上面的某些文字称为“芳卿”者，即是他的续妻，这一濒于绝境的难题，才又露出了一线生机。

　　箱子的发现，对于曹雪芹续妻问题的研究，无疑是一个重大突破。尤其是关于她的名字的线索，好比一把打开这神秘之门的钥匙。但是，在吴先生所著传记故事《曹雪芹之死》中，不单让曹雪芹呼唤其妻为“芳卿”，而且在吴先生自己的叙述文字里，也一概照此称呼，却显然不太妥当。因为，仔细研究箱子上的全部记载，“芳卿”，并不是她的名字，而是一种当时习见的昵称，就像脂砚斋在批语中时时称林黛玉、薛宝钗、花袭人为颦卿、宝卿、袭卿一样。只不过有了这种称呼，确实可以为我们了解她的真名实姓和其他有关问题，提供一条重要线索。

　　本文正是以上述的这些研究成果和新的发现作为起点，继续向前探索。

　　三、“芳卿”的真名叫什么

　　“芳卿”之称，出自新发现这对箱子上面的五条手书目录。这便牵涉到箱子本身的真伪问题了。

　　目前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对这箱子，以及对前几年发现的《废艺斋集稿》抄摹件的真实性，均表示怀疑。我以为，这些学者——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陈毓罴、刘世德先生——对《废艺斋集稿》的确提出了不少值得引起重视的疑点，需要认真加以研究；但要据此彻底否定它的真实性，恐怕仍嫌证据不足。至于箱子，学者们所持的否定性理由就更显薄弱了。据我所知，他们的理由主要有两点：其一，认为上面的文字和图画有许多矛盾，显得不正常。这一点我认为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怀疑它的人所感觉到的那些矛盾和不正常之处，大都是以吴恩裕、冯其庸先生对这些字画的初步分析作为依据或作为靶子去提出质疑的。但吴、冯二位的分析，只是一种初步探索，未必就尽合于箱子字画的实际情况。若仅以箱子字画与某一种解释之间有矛盾，便断定箱子本身不真实，未免有点本末倒置。笔者另撰有《曹雪芹箱箧字画新探》一稿，即提出了与吴、冯的解释不尽相同的意见。假如以我个人对箱子上面这些字画的理解来看，人们原来觉得矛盾和不正常的问题，似乎都可以冰释。其二，有人还提了一个很简单的理由：箱子上的五条手书目录的字迹，和以前发现的曹雪芹手书《废艺斋集稿·自序》双钩摹件的字迹，纯出一人之手，既然《集稿》包括其中的曹雪芹字迹可以认为是伪造，那么，有着同样字迹的箱子，也就断不可能是真。这理由简捷而痛快，然而简捷之中不免也有一点简单化。首先，作为这样演绎推理的大前提——《集稿》系伪造——目前尚难确证。其次，箱子的问题还不能与《集稿》等量齐观，箱子现在是以实物的具体形态面世的，且经文物专家鉴定，其木质结构确系乾隆旧物。如果我们拿不出确切可靠的证据去直接否定它上面的字画的真实性，那是不好用另外一件并非原物的描摹件所存在的某些难以证实的矛盾，来反证这一客观存在的实物为伪的。因此，要辨别这两起具有内在联系的文物资料的真伪，在目前的情况下，重点应该放在已有的实物即箱子上面，而不应该是相反。

[上一篇]  [返回]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