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曹雪芹箱箧上的悼亡诗，只要将划去的原句再恢复起来，也是大致合律的（个别不合律之处，则是作诗者在悲痛不已的吟咏中，一时找不到妥帖的词汇，权以不合律却能连贯语意的词汇充填之，以便日后再来吟安更合适的字词——这种现象在作旧体诗的人中并不少见）。原箱箧悼亡诗的格律平仄乱套，问题主要出在画掉重写的句子不慎接错了格律。如原来的首联句本为“平起式”，后来画掉重写，却把起句弄成了“仄起式”。而在所谓“残本”上变得天衣无缝似地合律的那首悼亡诗，正是依箱箧上乱了套的改句以“仄起式”的格 律去通改全篇的，实与箱箧原诗的格律迥异。可见箱箧悼亡诗的格律出错，显然是在匆促修改的情况下造成的。而引发这一修改的直接起因，则是由于写到“义重冒……”之句时，忽觉不妥而画掉改写所致（或许是“芳卿”忽然意识到，用冒辟疆和董小宛来比拟她和雪芹的夫妻情义，似乎有点出格吧④）。而在改写时，由于是先构思和“才非班女书难续”意义相近的“续书才浅”句，或因韵脚难安，匆匆与“织锦意深”之句作了调换，乃致一句乱套而通盘皆错。只要如此细细揣摩箱箧悼亡诗格律乱套的原因，就不仅可以看出，这并非是一个完全不懂作诗的人在那里胡诌，还可以让我们真切地感觉到，只有真正处于当初那种特定情景之下的未亡人，才可能写出这样因触景生情、仓促命笔而形成的既懂格律又乱了方寸的“原生态”的诗来。从而也就更能证明这件文物的真实可靠性。否则，按“作伪”去想象，就始终难以解释：为什么箱门外镌刻的一首《题芹溪处士句》是那样的平仄和谐（说明“作伪者”并非不懂作诗），却偏偏要在箱门内的一首更为重要的“悼亡诗”上留下这么一个格律乱套的“破绽”，让红学家或文物专家们大摇其头而产生怀疑？

　　所以，我始终认为，我们的研究者在对曹雪芹箱箧的真伪作判断时，不能简单化地从表面现象上去作直线思维，更不要忘记《红楼梦》中那句“假作真时真亦假”，而轻易受了洪静渊这种貌似完美的“真作伪”的蛊惑，反倒去怀疑这一世所罕见的宝贵文物本身的真实性。

　　我很同意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的一个观点：在某些问题上，那种过分正常完善的东西，反倒不无虚假的嫌疑；而一些看起来反常悖理的事物，却有可能十足的真实（大意）。

　　正是基于上述种种情形，才促使我更加坚信曹雪芹箱箧的真实性及其重要价值。

　　二、这一对箱子是作什么用的

　　关于这一对箱箧确系曹雪芹遗物的问题，吴恩裕先生在《新发现的曹雪芹佚著和遗物》⑤一文中，冯其庸先生在《二百年来的一次重大发现》⑥一文中，均作了翔实的考证和分析。他们的许多意见，我都是赞成的。但是，对于箱箧的形制、来源及箱门外的镌刻字画内容，到底应当怎样认定——具体地说，这两只箱箧到底是“书箱”，还是其他的什么箱子？当初它是怎样来到曹雪芹手里的？箱门外的镌刻字画的作者应当是谁？这些字画的性质和涵义如何？——在诸如此类的一些问题上，我却不能同意吴、冯二位先生的基本推断。

　　我认为，这些年来，相信这一对箱子真为雪芹遗物的人士（包括箱子的收藏者张行），均以吴、冯的推考结论为依据去解说和讨论，正是造成持不同意见者提出种种驳难而指其为“伪品”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或许也可以用“假作真时真亦假”来形容吧！因此，要切实可靠地研究判断这一对箱子的真伪，首先就得从根本上把有关这箱子的上述一些基本问题，作一番重新审慎的考察。不但相信其真实性的人应该这样，不相信其真实性的人也应该这样。都该把目前客观存在着的这一实物的真切面貌弄个清楚，然后再去深入地研究、表态、驳难和辨别真伪。人们不是常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吗？

　　第一个问题，这是一对作什么用的箱子？

　　过去，自从吴恩裕先生披露和介绍这对箱子的文章发表以后，时至今日，人们都异口同声地称它为“书箱”或“书箧”；惟独笔者有些“傲众”，向来只是笼统地叫它“箱箧”或“箱子”⑦。原因就在于，我并不认为这是一对“书箱”——尽管曹雪芹或后来保存这对箱子的其他人或许曾经在里面放过一些书或稿子。

　　吴恩裕先生和其他一些学者之所以判断或相信这箱子是书箱，其主要根据，便是其中一只箱子的箱门内侧，有用毛笔书写着五条目录：

　　为芳卿编织纹样所拟诀语稿本

　　为芳卿所绘彩图稿本

　　芳卿自绘编锦纹样草图稿本之一

　　芳卿自绘编锦纹样草图稿本之二

　　芳卿自绘织锦纹样草图稿本

　　据吴、冯分析，这应该是曹雪芹手书的书稿目录。前两种是曹雪芹“为芳卿”“所拟”和“所绘”的“稿本”，后三种则是“芳卿”自己所作的“草图”。这判断当然是对的。但我仍然以为，不能因为这箱子里存放过这样几种稿本，就能断定它原本也存放过曹雪芹“别的著作”，甚至以为它原本就是一对“书箱”。当然，吴、冯认为它是“书箱”，还有另一条依据。据箱箧的收藏者所称，以前在写着五条目录的地方，还糊着一层厚厚的纸，“藏主无意中揭开这层厚纸的时候，见到纸上有‘仪礼义疏’、‘春柳堂藏书’等字”⑧。“春柳堂”，本是曹雪芹的挚友张宜泉的书斋名。张宜泉也确有《春柳堂诗稿》传世。故写着“春柳堂藏书”的纸条如果真的存在过，则说明这箱子不仅在雪芹逝世后归张宜泉所有（当然亦是在雪芹的妻子也相继去世以后），还在张宜泉家存放过他自己的一些书稿——也就是说，这一对箱子确实被张宜泉当作“书箱”使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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