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笑是因为每回一谈到这本他有朝一日要写的书，事情就显得有点儿滑稽了。只要他一说“我的书”，整个世界立即便缩小到范诺登和他的公司伸手可及的范围之内。这本书一定要绝对用自己的观点写成，一定要绝对十全十美，这便是他不可能着手开始写的原因之一。一旦有了一个想法他便提出疑问，他记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过这个，或者哈姆森哈姆森(1859—1952)：挪威小说家，曾获1920年诺贝尔文学奖。——译者写过，或是别的什么人写过。“我并不是说我要写得比他们好，不过我想与他们有所不同。”他解释道。于是他不去写自 己的书，却一个个作家挨着往下读，以便确实弄清他不会踩到这些作家的私人领地上。书读得越多他便越瞧不起别人，这些作家没有一个能令他满意，没有一个达到他为自己规定的那种十全十美的境地。他常常会全然忘记自己连一章也没有写完，却俨然以屈尊的态度谈论这些作家，仿佛署着他的大名的书已摆满了一书架，而且这些书都是广为人知的，因而再提到书名也显得多余了。他从来没有公开撒谎，不过那些被他硬拉住听他宣讲他的独到哲学和批评观、听他发牢骚的人显然都想当然地以为在夸夸其谈的言辞后面立着一大堆大部头著作。尤其是那些年轻的、傻呼呼的处女，他是以给她们念自己的诗的借口把这些女孩子哄骗到房间里来的，另一个更妙的借口便是要征求她们的意见。他一点也不感到难为情或是不好意思便把草草写着几行诗的一张脏兮兮的纸条拿给她们看。按照他的说法，这是一首新诗的枝干部分，然后他便摆出十分严肃的架势要她们诚实地发表意见。通常她们什么评论性意见也说不出来，因为这几行诗毫无意义，她们看后完全摸不着头脑。于是范诺登便抓住这个机会向她们讲解他的艺术观，不用说，这套观点全是他为了应景胡编乱造出来的。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后来成了他的拿手好戏，从埃兹拉·庞德庞德(1885—1973)：美国诗人。——译者的诗到上床间的过渡变得又简单又自然，像从乐曲的一个调转为另一个调。事实上，如果过渡不能实现便会造成不和谐，当范诺登对付他称之为“容易上钩的女人”的傻娘儿们时一出错便会造成这种不和谐。自然，尽管生来便是这样一个人，他一提起那些致命的判断错误仍不免犹犹豫豫。不过一旦开始谈起一个这类错误他便十分坦诚，讲起自己做的蠢事他还能反常地从中得到几分乐趣呢。比如说，有一个女人，他追求这个女人已经差不多有十年了，先是在美国，后来又在巴黎。这是同他保持真诚友好关系的惟一一个异性，他们不仅都喜欢对方，还相互理解。起初我觉得他若真能把这个女人弄到手，问题也就解决了。促成他们成功结合的一切因素都有了——只是缺少最基本的。贝西为人处事几乎同范诺登一样乖张。对于把自己献给某个男人，贝西丝毫不感兴趣，正如她对于餐后甜点心不感兴趣一样。她通常会自己挑出选中的男人，然后自己向他提议上床睡觉。她长得不丑，可是谁也不能说她长得好看。她的身材很好，这是最主要的，据说她很欣赏自己的身材。

　　他们两个人十分亲密，有时为了满足贝西的好奇心(同时也是徒劳地希冀显显本事，从而激发贝西的情欲)，范诺登同别的女人约会前便设法把她藏在自己的衣橱里。完事后贝西从藏身之处钻出来，他们便会满不在乎地谈论此事。就是说，他们几乎对一切都漠不关心，除了“技术”。“技术”是贝西最喜欢用的词之一，至少在我有幸聆听到的那几次讨论中是这样的。范诺登会问：“我的技术有什么毛病?”贝西说：“你太粗鲁。如果你还希望勾引我就得温柔一些。”

　　如同我说的，他们彼此间十分理解。我在一点半钟去找范诺登时常看到贝西坐在床边，被子掀到一边，范诺登在请求她抚摸自己的下体……他说：“只要轻轻摸几下，这样我就有勇气爬起来了。”要不他就催促贝西吮吸它，她不干，这时他俩便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我永远也没法把这个婊子弄到手，”他说。“她一点儿也不尊重我，我向她倾诉心曲，得到的就是这个。”他会突然又冒出一句：“你跟我昨天介绍给你的那个金发女郎玩得怎样?”这话当然是对贝西说的，贝西嘲笑他，说他没有眼光。他说，“得了，别给我来口是心非的那一套了。”然后他又开了一个玩笑，这个玩笑恐怕已开过一千次了，因为他俩总是以此取乐——“喂，贝西，咱们麻利地睡一次怎么样?只睡一次……不行?”待这个玩笑像往常一样收场了，范诺登又以同样的口吻补充一句：“喂，他怎么样?你干吗不跟他睡一次?”

　　贝西的中心思想是说她不能、不愿意把自己当做一个性伙伴。她谈论激情，好像这是一个新名词一样。对于很多事情她都充满了激情，甚至像性交这种小事她也全力以赴。

　　“有时候我也会动情的。”范诺登说。

　　“哼，你呀。”贝西说，“你不过只是一个疲惫的色鬼罢了。你不懂激情的含义，你一勃起便以为自己动情了。”

　　“好，也许那不是动情……可是不勃起也就无法动情，是不是这样?”

　　我和范诺登步行去餐馆时脑子里始终想着贝西的事，以及被他拽进房间没日没夜鬼混的那些女人。我已经完全适应了他的自言自语，根本不用打断自己的思绪，一听到他说完了我就可以不假思索地发表一些正中他下怀的评论意见。这像二部合唱，而最像大多数二部合唱之处在于，一个人全神贯注地听只是为了听到要他自己启齿唱的信号。今晚他不上班，我又答应了陪他，他的提问已经使我生厌了。我明白不等今晚过去我就会精疲力竭的，如果运气好我就在他上厕所时乘机溜之大吉。也就是说，如果我能以某种借口从他那儿先骗到几法郎。可是他知道我惯于中途溜走，因而他不愿受奚落，紧紧握住他的钱包以防发生这类事情。如果我向他要钱去买烟，他便非跟我一道去不可。他自个儿绝不独自待着，一秒钟也不。甚至当他成功地搂住一个女人时他也十分害怕独自同这个女人一块儿待着，只要可能他就要我坐在房间里看他干那件事，如同刮脸时叫我在一旁等着一样。

　　晚上不上班时范诺登至少要设法在衣袋里放上五十法郎，可是这仍挡不住他一遇到可能有钱的主儿便开口要钱。他说，“喂，给我二十法郎……我等钱用。”与此同时，他有本领做出一副惊惶失措的样子。若是对方断然拒绝了，他便出言不逊了。“得了，你至少得给我买杯酒喝。”喝到酒后他又和气地说，“那么给我五法郎好了……给我两法郎……”我们走遍一家家酒吧去寻找一点刺激，每一回总能添几个法郎的收入。

　　在“库波勒”那儿我们偶然遇到了报社里的一个醉汉，是一个在楼上干活的家伙。他告诉我们办公楼里刚刚发生了一场事故，有一个校对员从电梯上摔下来，看来活不成了。

　　起初范诺登吃了一惊，深深地吃了一惊。后来听说那人是佩克奥弗——那个英国人，他便显得轻松些了。他说：“可怜的家伙，他死了还比活着好。他也是那天刚装的假牙……”

　　一提到假牙，楼上那个人就哭开了，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讲述了这次事故中的一个小插曲。他为此很难过，这个小插曲比这场灾难本身更使他难过。佩克奥弗摔到电梯底后恢复了知觉，这时来救他的人还没有来。他的腿摔断了，肋骨摔碎了，可他还是挣扎着站起来四处摸他的假牙，在救护车上他仍在昏迷中大声呼唤丢掉的假牙。这个小插曲既可悲又可笑，楼上那人讲述此事时简直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这是需要加倍小心的一刻，同这样一个醉鬼打交道，弄不好他便会用酒瓶子砸你的脑袋。他并不特别同佩克奥弗要好，实际上他几乎根本不曾进过校对部——报社里楼上楼下的工作人员之间竖着一堵无形的墙。现在听到死了人他也想表示一下同伴情谊。若能哭得出他便要哭，以表明他也是正常人。而乔和我都很熟悉佩克奥弗，也明白他根本不值什么，因而我们对这一番喝醉后的多愁善感很不以为然，哪怕只是几滴眼泪也罢。我们想明白告诉他，可是跟这样一个家伙打交道你可诚实不起，你只得买一只花圈去参加丧礼，装出一副很伤心的样子。你还得祝贺他写了一篇如此缠绵悱恻的讣告，好几个月内他都要把这篇讣告带在身边，把自己吹个不停，吹他是如何处理当时的局面的。这些我和乔都预料到了，尽管我们一句话也不用说。于是我们站着，以凶狠、沉默的心情听他说，一有机会我们便逃走了，让他在酒吧里喝着茴香酒自己对自己哭诉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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