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在夜幕的掩护下，我们三个开着切诺基成功脱逃。我就这样戏剧性地认识了那个吹洞箫的美女，她说她叫林雅茹。很诗情画意的名字。

　　离开吉庆街后，我们又在铁门关附近找了家酒吧坐下。林雅茹的脸蛋在烛光的映衬下显得更加迷人，她说话也秀秀气气的，低垂着头，不敢正视我们：“两位大哥，谢谢你们帮我。当时我真是很气愤，那些人简直太恶心了。”

　　我说你看来不适合卖艺，那里鱼龙混杂，女孩子很容易遭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骚扰，尤其是像你这样的大美女。林雅茹说，那是她出来卖艺不久，还没有自我保护的经验。

　　我严肃地说，不管你能不能自我保护，都不要再去了，长期在这种声色犬马的地方厮混，一个再清纯的女孩也会变质的，你要相信生活的残酷。

　　说到这里，我看见周建新偷偷地抿着嘴笑，他可能是觉得我说出这种义正词严的话出来很滑稽。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常常教育别人积极向上洁身自好，自己却颓废得无以复加。

　　“可是，可是我需要一份工作。”林雅茹一脸幽怨地说。她迟疑了一下，还是告诉了我们她家庭的不幸。

　　我这才知道这个柔弱的女孩原来要承受这么沉重的生活压力。我一下动了怜香惜玉之心，我对周建新说，这丫头是肯定不能再去吉庆街卖艺了，你老爸认识的人多，帮她找份工作吧，最好是当老师。

　　周建新想了想，说，前段时间我正好听我老爸的一个熟人说，他们学校要招聘一个音乐老师，不知现在招聘结束没有，我回去问明白了再告诉你们。

　　我借口上洗手间，冲周建新使了个眼色，他会意地跟了上来。我边撒尿边跟周建新说，兄弟，这丫头我看中了，你给你老爸施点压力，一定要帮她，越快越好！以后说不定她就是你嫂子了。你要敢敷衍我，我就跟你小子割袍断义！

　　周建新连连点头，说没问题没问题。

　　三天后，周建新就兴冲冲地打电话通知我，要林雅茹去学校面试。其实也就是走走过场，基本上定下来了。周建新他老爸在市委很有点实权，林雅茹去面试的那所中学的负责人巴不得帮上这个忙，日后也好依靠这点恩惠跟周建新他老爸套近乎。很快，林雅茹就到位于武昌武泰闸的一所中学上班去了，和另外一个男老师，负责整个小学部的音乐课，尽管没有正式的大学文凭，但以她的水平，来教一帮孩子，还是绰绰有余。

　　林雅茹一开始跟我交往，还是很小心，很注意跟我保持适合的距离，并不因为我帮过她就对我轻易地投怀送抱。一个月以后，我还没摸过她的手，这在我跟异性的交往史上绝无仅有。

　　有一次我跟她在新宜大酒店的啤酒城吃饭，她坐在我对面，两条腿并拢，腰杆挺得很直，但头却时不时的低着，似乎不敢正视我的眼睛。只有在说话的时候才飞快地瞟我一眼，然后又赶紧低下头去，不停地把玩着手中的清瓷茶杯。

　　我将菜谱递给林雅茹，问她想吃些什么，她说什么都可以。我于是自作主张地点了菜，又要了两瓶蓝带啤酒。很快，我们就在一起吃得热火朝天。林雅茹的吃相极文雅，不时用纸巾擦拭着嘴角，吃的时候总是细嚼慢咽，不像我永远一副咬牙切齿的样子。我们边吃边谈，她问我都写些什么文章，我跟她说我在武汉的一家报纸上开了个口述实录的专栏，专门采写一些情感故事，问她看过没有。

　　她立即欢天喜地地说，原来那些文章是你写的啊，我每期都买那份报纸，就是为了看上面的情感故事。

　　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我夸夸其谈，趁热打铁告诉她一些采访过程中发生的奇奇怪怪的故事，她用无比崇拜的目光望着我，让我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

　　林雅茹左一个“姚老师”右一个“姚老师”的叫我，让我觉得很不悦耳，在美女面前，我从不喜欢装出一副为人师表的高尚姿态，因为这样我就不怕在脱她们裤子时有辱师道。

　　我对林雅茹说：“你以后不要再叫我‘姚老师’了，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好为人师呢。”

　　林雅茹笑着问：“那我该叫你什么呢？”

　　姚哥、伟哥、杰哥都可以。我笑着说，叫伟哥最嘹亮。

　　林雅茹的脸摹的红了，她细声细气地说，那我还是叫你姚哥吧。

　　华灯初上，夜武汉像个卖春的少妇一样浓妆艳抹、眉眼闪烁。那天买单后，我和林雅茹走出了新宜啤酒城，我提议到长江大桥下面走走，她点头答应了，说反正也没有什么事情，吹吹风也好。

　　刚走到引桥下面的台阶处，一帮十四、五岁的少年呐喊着跑过，似乎在追前面的某个人，好几个手里还拿着砖头、棍棒什么的，惹得行人纷纷躲避。

　　林雅茹尖叫了一声，紧紧地拽住了我，丰满的胸部和我的胳膊有了一次亲密接触，让我一阵春心荡漾。

　　我要她别怕，说自己小时候也经常这样胡闹，懂事后就好了，不见得每个小混混长大成人后都会变成流氓。

　　林雅茹似乎对我这种耍笔杆子的文人小时候也有过这种打打杀杀的另类经历感到很惊讶，虽然那天晚上在吉庆街，我的表现像个黑道枭雄，但她认为我只是出于一时义愤而已。

　　她感叹地说，姚哥，真难想象你曾经跟他们一样。

　　我竖起高高的衣领，用很酷的样子，给林雅茹讲述我在司门口混的故事。我讲我和甘勇的革命友谊。

　　本来我和甘勇都很逞强好胜，彼此都有些不服气，从来就是井水不犯河水，很少来往。让我们成为不分彼此的好朋友，是缘于语文老师布置我们写的一篇叫《我的理想》的命题作文。

　　因为我的外公是一个木匠，我从小就非常喜欢闻他刨出的刨木花那淡淡的清香，所以我在作文本里写道，我立志长大后要做一个木匠云云。

　　甘勇的理想则让人毛骨悚然，那时候已开始提倡计划生育，老师反复强调中国人口太多，甘勇于是在作文中写道：“我的理想是将来要造一个威力巨大的原子弹，把它丢到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去，等那些国家的人全部被炸死了，就可以把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迁移过去繁衍生息……”

　　而其他同学的理想不是要当科学家、文学家，就是要当工程师和将军，最没志气的也要当一个驾驶解放牌货车驰骋在社会主义光明大道上的司机。

　　我和甘勇这两篇惊世骇俗的作文自然成了语文老师重点批斗的对象，他甚至发动全班学生对我们口诛笔伐，让我和甘勇在半个学期里都只能夹着尾巴做人。不过，我们两人从此同病相怜，成了一条壕沟里的亲密战友。

　　我和甘勇都不喜欢上数学课，因为那些应用题让我们头疼。比如有一个给漏水池灌水的题目，即池子有一个漏洞，水流速度云云，一人给池子灌水，水入速度云云，问池子几小时可以灌满？碰到这类题目，甘勇总是张口就骂，我操，池子漏了不去修理，还灌个什么鸟水？

　　林雅茹一会儿在我的故事里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一会儿被某个煽情的细节感动得泪光盈盈。不久，我们就走到了情侣双双的长江大桥下面。坐在江边爬满苔藓的台阶上听涛声呜咽，看汽笛长鸣的夜航船灯火阑珊。

　　风起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曾经和甘勇也是这样坐在武昌船厂的码头上看夜景，那时我们常常一边喝着啤酒骂娘，一边抽着香烟展望渺茫的未来。风吹起我们蓬乱的头发，我们像两匹青春岁月里受伤的狼，互相用冷冷的牙齿和温热的舌头，舔着对方血淋淋的伤口。

　　如今，甘勇在世界的另一端生活得还好吗？那里还有刀光剑影和无奈的叹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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