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切地说，在遇见围巾的那天之前，我待在黑不溜秋的录音棚里度过了很多时日。

　　我和乐队的朋友为了我们最近创作的一首单曲在一个做音乐唱片的朋友的录音棚里录音。时间大概是在春季的十分之九处。坐落在郊区的小小的房间四周被茂密的杨树环绕，所有的树叶随着风声一起发出叫声，跟偶尔飘落到地面的同伴一起轻轻向下。那里的交通很不方便，汽车不能直接抵达，还得步行大约10分钟的路程才能完全见到录音棚的面貌。

　　为什么要把录音棚建立在这里我自然无从知晓，但总不至于是恐怖主义秘密基地的一部分，也不会是外星人经常出没的场所。但是我是喜欢极了隐蔽在离城市很远的这个地点。湛蓝的天顶下被绿色环绕的小的房屋。听不见恼人的汽车喇叭的嘶鸣，也不会有种莫名的压感。

　　大概从早上7点到中午12点，我们在亮起ON AIR的玻璃后面反复唱着相同的旋律，为了不让下午来这里的一个歌手等候，得在中午之前把所有的工作结束。也许是因为紧张，调音师在我眼里变成一个黑糊糊的团状动物，在前方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直到监制喊完成，我才大口地呼出一些爽快的气息。

　　乐队的一凡为每个人叫了盒饭，虽然味道不怎么好，但是想到马上就能听到自己刻成CD的单曲，心里还是充满了欢乐的泡泡。

　　围巾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我面前的。他是和朋友一起来送乐队另一首歌的小提琴和旋的。他穿着黑色的T-Shirt，黑色的七分裤，戴着一条朋克的腰带，头发是流行的爆炸头。我眼睛一直盯着他衣服上巨大夸张的格瓦拉的头像，口中咀嚼着一根瘦小的白菜。他看了我一会儿，像是一只猩猩看见了一只绵羊，想要交流，但又不知道如何是好，于是先望着它静静思考开场白一样。大约经过两分钟，他向同伴悄悄地说了些什么，然后又转头望着我。

　　当时的环境极为嘈杂。几乎是每个人在做每个人的事情。吃饭的在认真吃饭，听歌的在畅快地听歌，聊天的在尽情地聊天。仿佛只有我们俩是无事可做的两个人。

　　他的朋友在低声耳语的交流之后带他走到我面前。我和这个人很熟悉，他在音乐学院读三年级，以前一起为一个酒吧的派对做过音乐策划，而且也有很多共同的兴趣，还算是个能聊天的伙伴。

　　这个人把手搭在围巾身上，对我说：“嘿。这是我一个学音乐的朋友。听说你写过好多小说，想认识认识你。”

　　我把手边的饭盒赶快放下，连忙起身想说点什么。但是还没等我站稳，围巾伸出手对我说：“你好，把你手机号码告诉我可以吗？”

　　这便是他的开场白。

　　那么，顺理成章我自然就是将自己的手机号码口述一遍。

　　一问一答之后，聊天开始，次要人物退场。

　　围巾显得有些紧张，我不知道这种紧张的起因，也无法具体描述接下来的很多沉默的片段。在我每次多于他数倍的谈话之间，他夹杂几段少量的自我介绍。

　　他告诉我他还在上高中，是一所艺校的音乐班。

　　他告诉我大部分他班上的同学他都不喜欢。

　　他告诉我他以前也玩过乐队。

　　他告诉我他要走了。

　　于是，我以为他会像我在城市中遇见的很多仅有一次交谈的人一样，从此便开始了漫长的分离和错失。记忆中，他只属于此时此刻。

　　后来，他隔几天就发一条短信，甚至还有几次电话。短信的内容五花八门。有时是一声简单的问候。有时是谈论他对某一个乐队的看法。有时是问我现在在干什么。有时说想要到电影学院来玩。

　　他真正到电影学院来玩的时候，我们去呱呱食街聊天。他似乎突然改变了造型，连性格也像是另外一个人。除了发型保持原样，上衣换成了整洁干净的衬衫，裤子则是有些发旧的牛仔裤。他开始认真听我讲了一些话后马上变得滔滔不绝。如同长达数月的话语沉淀在声带处，只待此时将起全部喷洒出来。

　　我成为一个听众。并且保持自始至终的缄默。在他话语的动荡中，我边喝手边的可乐，边撑头注意他的嘴唇。

　　它们一张一合，输送出许多往事。

　　他说，你们能写小说的人肯定都特别有思想，我喜欢跟有思想的人接触。

　　他说，我们班上大部分学生都没什么思想，整天只知道瞎玩，我跟他们根本就没什么共同语言，但面子上不能过不去，基本的招呼还是要打的。

　　他说，以前的乐队玩得很好，还想录一张乐队的专辑，但想想根本不可能，北京成千上万的乐队，出名的才几个，乐队的成员也不能一辈子做音乐，还是要找一份踏实的工作，后来乐队就解散了。

　　他说，时间不早了，以后再来找你玩，但愿还像是今天这样的好天气。

　　正如他所预料的相反，我们下一次的见面是连续数日的阴雨天气。当时我帮一个朋友的忙，为他的公司制作的一部卡通片配音，他又是跟中央音乐学院的朋友在一起，这次他们是来找我拿上次改编乐曲的费用。我们约好在离朋友公司不远的新街口的豁口见面。

　　天空灰暗异常，无数细小的雨粒从浓密的云层跳下来。傍晚时分，三个人都没有带伞，也没有吃晚饭。于是一起找了一家小餐馆随便吃了一点东西。

[上一篇]  [返回]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