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上海回来，最后一次见顾婕之后。

　　某天她突然给我电话，她让我给她带几本书：《后结构主义叙事学》《解构主义叙事学》，北大出版社，巴赞《思维导读》，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我说：“索绪尔的书应该到处都有吧？”

　　她说：“杭州的书店都找遍了，没有。”

　　“干吗非得找这些书来看？”我口气冷淡，表示困惑。

　　“教材。”她含糊其词。

　　哦，我不置可否，手指无端地扣起桌面上，接着说：“你找不到，那我又怎么能找到？”

　　“我的意思是，你到北京以后能不能帮我找找看？”

　　“啊，”我说，“我也不太去书店的，要是有空的话。”

　　“嗯，”电话那头低低的齿音。

　　我挂下电话。

　　稍待片刻之后，我给顾婕拨电话，家里电话忙音，我便拨手机。

　　她接起电话，声音迷茫。

　　我嗓音颤抖，手指发烫，只喂了一声便不知所谓。

　　她开腔道：“怎么了？”

　　“没什么。”沉默半晌，我答道，随即挂下电话。

　　我想起顾婕曾经说过的别的一些话：

　　“我只知道，你心里有数不清的事情瞒着我，可我有时候也在想，你是故意作出这样的姿态来想让我离开你。”

　　“为什么总是你希望我离开，而不是你离开我？”她问道。

　　我无以言对。

　　我承认，我一度对顾婕抱着那种不妨称之为不可抑制的激情的玩意儿，可现在我也可以同样真诚地对自己说：我已经不再对这个姑娘动心，我不希望她挽着我的手臂走在大街上，我不希望她和我搂抱在一起，我不希望她和我做爱，假如真的做了，那也纯属低贱的生理欲望。

　　已经说过，我一贯地认为，真正的爱情毫无疑问是值得去追求，甚至为之出卖灵魂，挥霍生命。因为，那乃是一种创造性的生存方式。

　　这是否需要阐释？当然不需要，维特根斯坦和爱因斯坦都说过，在不可言说面前要保持沉默，前者还粗暴地加了一句：不可言说就是不可言说。我窃以为，若在这话里夹一句国骂，气势必定更加惊人。

　　扯开一句，按照某个说法，我不适合谈恋爱，因此每每同女孩儿们在一起只是伤害和被伤害，简而言之，互相伤害。

　　换句话说，我是个自我意识过于强烈的人，最大限度地保全自我占据了我绝大部分的生存理由和目的。的确，我呼吸，我排泄，我做爱，我阅读，我思考，我性幻想，我瞎混，我写作，我严肃，我无所事事，我游手好闲，我无事生非，我积极向上。

　　然而，我从未感到自己是因为这一切而生活。我告诉自己，在这层下贱无耻光鲜荣耀的平面之下，就好像在污秽的油层之下，存在着那纯净的源泉，如此清醒，如此透明，我为之折腾，我为之癫狂，为之奉献出自己的所有。

　　也就是说，即便是坐在生活这个肮脏不堪的抽水马桶上面，我也至少在心灵里保持着某种严谨的企盼。尽管不断地拉动水箱的拉绳令人厌倦，可也许我就能钻过下水道，游进那片近似无限透明的蓝色。

　　这是个解释，我拿这些来开脱我的罪恶的生活状态。

　　这同时也令我焦虑，这令我感到我必须去挣扎一些什么，从而获得某种即将到来的新生活，我翩翩起舞。

　　这是个信念，仅此而已，或者这么说，然而但凡信念，基本上极其无聊，多少只是一种为庸俗的自我存在寻求一种理由而已，我心绪散乱。

　　我吸烟，我混饭局，我处姑娘，我抽大麻，我在忧郁与激情之间徘徊，我出卖自己的天赋和苦难，我不得不试图在媚俗的市场经营和个人化的心灵写作之间维持平衡。

　　毋庸置疑，这乃是一种自我毁坏的生活，被毁坏的面容，究竟是怎么样的痛苦之后才能获得心灵的平静。

　　从现实上来说，可怕的是，我现在居然找不到一个想对之诉说同时又能听我诉说的人。至少，我希望世间有那么一个姑娘，并且能出现在我面前，电光石火间便一见钟情，我们棋逢对手，宛若流星相撞，片刻璀璨，一生无憾。

　　真他妈的够悲哀的，我想，我始终不曾找到她，更为令人绝望的是，也许永远都不会遇见，而生活正在继续，继续，脚步从来不曾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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