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老人问：“刘春，是不是疯了的那个？他是复员的。”

　　“对，他还在吗？”

　　“早死啦。”

　　我蹲在老人身边，问：“他是怎么死的？”

　　另一个老人说：“他打部队回来就是个半疯，听见响声就犯病，哪家孩子放个炮他也犯病，犯了病拿着棍子喊冲喊杀地乱跑。那天夜里下大雨，打了个大雷他犯病了，拿着棍子跑出去，喊着冲、喊着杀地一直跑到滦河里淹死了。”

　　“他家还有人吗？”

　　“有，他有个弟弟。”他问对面的老人：“他家那个老二大号叫啥来？”

　　“叫刘田。”老人指着说：“就住在前面那个院里。”

　　“谢谢您。”我顺着老人指的方向走进篱笆院，看到门框上有个长方形的小木牌，木牌被长年烟熏得和黑门框一样的颜色，木牌上的几道裂缝把“光荣军属”4个字扭曲地分开了。我站在门外：“家里有人吗？”

　　“谁呀？”出来一位妇女，看上去有50多岁了，她问我：“你找谁呀？”

　　“我是刘春的战友，听说他已经去世了，他是哪年去世的？”

　　“咳，30多年了。快屋里坐。”我随着妇女进了房屋，妇女急忙扫了扫炕：“快坐下，啥事呀？”

　　“刘春是我的老战友，我是来看看他，没想到他去世了。刘春是你什么人？”

　　“咳！”她长叹了一声，“是我丈夫。”

　　我想起来了：“你还记得吗？我们见过面，刘春的爷爷带着你到滦河边上去找刘春。”

　　“是呀，我哪敢认哪！他从部队回来就时常犯病，一犯病没白天没黑夜地拿着棍子，在村头喊冲喊杀的，喊得都说不出话来了……”她嘴唇颤抖着，擦了把泪：“他拿着棍子跑到滦河淹死的。”

　　“没人救吗？”

　　“咳，有人救，黑灯瞎火的没救上来，第二天才把尸首捞上来。”

　　我问：“家里几口人？”

　　“4口人，儿子媳妇下地啦。”

　　“这小女孩是你什么人？”

　　“是我孙女。”

　　“她胸前戴的奖章是谁的？”

　　“是她爷爷刘春的。”

　　“你知道这是什么奖章吗？”

　　“啥奖章？”

　　“这是毛泽东奖章，在战场上一次立三大功的战斗英雄才有。”

　　妇女没有感到奖章的珍贵，她“咳”了一声没有说话。她的这声“咳”含着多少她没有说出来的内容，我不知道。我很难过，用生命换来的最高荣誉，成了孩子的玩具……

　　她问我：“这还有用吗？”

　　我回答：“这是刘春同志的最高荣誉。”

　　“荣誉，荣誉是啥？”一丝使人难以理解的笑意挂在嘴边。

　　我怎么回答？我无法回答。因为荣誉对她来说没有实用价值，只是一个不实用的符号。

　　小女孩问我：“爷爷，你也有奖章吗？”我把孩子搂在怀里，告诉她：“我没有，你爷爷才有。你爷爷是战斗英雄。”

　　“他疯啦，这也是战斗英雄吗？”孩子的话猛烈地撞击着我的心，我的心被孩子的话撕碎，我控制不住，眼里含着没有流下来的泪。我看孩子把胸前的奖章摘下来，递给我说：“我不要了，给你吧。”我从孩子手里接过奖章，看着毛泽东奖章，那惨烈的战斗，那暴风雨般的枪声，那不间断的炮弹爆炸，震得大地在颤抖，战士们在血与火的风暴中，前仆后继。那是打锦州，那是辽西会战，那是天津的攻坚，那是衡宝战役的拼杀。那血，那满山坡的尸体，都呈现在奖章上。我无声地把毛泽东奖章递给孩子的奶奶。

　　她接过奖章看着，看着，滴滴眼泪滴在奖章上，她把奖章递给我说：“他死了30多年啦，你是他的战友，给你留个念想吧。”

　　我没有资格接这个毛泽东奖章，毛泽东奖章是战士的血和生命凝结的，我感到奖章是那么沉重。她看我没有接奖章，颤抖地说：“你带回去……”她哭了，再没有说下去。我什么话也没有说，看着她手里的奖章，默默地离开刘春同志的家，默默地走上滦河大堤。我望着滦河，滦河的水还是那么清澈、平静，偶尔水面上浮起微微涟漪。仿佛河水也在神思恍惚之中，回忆那片喊声，那片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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