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军动手杀人时，她是被先倒下的成人尸体压着而没有中刀，不过满身都染着他人的血渍，当时可能是被吓晕了，所以不会哭叫。后来醒过来，知道事情不妙，也不敢动和出声，结果与被草席盖着的一堆尸体共处了两日一夜之后，才被一位好心的叔叔带去他工作的板厂收留一个时期。

　　白女士指出，当天上午港尾村居民都被召来集中在草场，听说是要查户口和发安居证，后来人群都被分批由日本兵押去附近的房屋内，然后才分十人一组，押到屋外的甘蔗头边，成人围成一个圆圈，儿童便站在圆圈内，然后数名日军便从成人的背后，以枪口的尖刀猛刺，直至断气为止。有些小孩子则被日军以坚硬的番石榴树枝活活打死。

　　那时她父亲是带着弟弟被押到另一间屋子，乘日军没注意时逃进森林里躲避。由于她弟弟只有几岁，父亲怕他会啼哭而影响逃走，只好忍痛放下他，自己逃走。当时其弟弟受重伤，过了多日才逝世。

　　板厂那位善士除了收留白女士外，还救活了不少伤者，她记得的有陈谭娇与叔叔，杨振华等人。善士每日口咬草药为各人敷伤口，又找来衣服和粮食供应，可惜的是她不知该善士的姓名。

　　案发后数日，她父亲在他人的指示下到该板厂找到她，父女重逢，生活清苦，后来瓜拉庇朥的谭瑞源收留她，而她父亲也因年老去世，她就一直住在谭家，被当作是女儿般看待，直到出嫁为止。她表示对谭家的恩惠将永生难忘。

　　（以下为冯梅妹和李英的蒙难情况，略）

　　（参见本节案例10）

　　10． 1988年4月18日《通报》： 《死尸堆中寻父母大屠杀鬼哭神号——李辉追述日治时期惨事》

　　（庇朥通讯记者特讯）46年前，日本蝗军在庇朥港尾村（巴力丁宜）一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中，一名死里逃生者，后来移居新加坡，而且已成为新加坡公民的李辉（63岁），欣闻日本民间和平访问团来到巴力丁宜访问，同时邀请蒙难者家属到日本去参加追悼会，特地从新加坡赶到庇朥，出席一项有关会议，同时接受记者访谈。

　　46年了，往事如烟，但那一幕幕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令人发指，惊心动魄的场面，仍历历在目。

　　那时的李辉已是17岁的少年了，很懂事，在被押上屠场时，却机警地避开蝗军刽子手监视，逃过鬼门关，可是他的父亲李风，慈母叶娥，以及兄长李福却惨死在日本的枪刀下，使他成为无依孤儿。

　　他叹气地说，本来我有快乐温暖的家，但是一日之间，家破人亡，回忆起来，依然痛心疾首。

　　家破人亡，痛心疾首

　　李辉之父母住在巴力丁宜，割胶为业，儿童时代他是在庇朥华民小学求学，日本南侵前他修完小学，并参加在芙蓉举行之小学毕业会考，其兄李福却是在瓜拉庇朥陈景林修车厂学修车，日治时，他们都住在港尾。

　　李辉现在成为新加坡公民，谈起往事无限感慨。

　　那天是1942年3月15日，大清早大批日本兵来到巴力丁宜，村长杨君奉日军官之命召集全村村民，不论男女老幼都集中在街场，有说是要发粮食，也有说发安居证。

　　事实上当时任何人也没有想到，也没有反抗的机会，一切任由摆布，难以避免此场血腥、人神共愤的屠杀。

　　李辉说： “当时我与父母兄长都在一起，只见日本兵将所有村民分组，被押到不同方向去，他们却被带押到柚芭及香蕉芭。本来我们这一批共有40人左右。

　　不久，日兵又将我们分为两组，就因此将我们父母兄弟分开。我被配与死里逃生的孙建成，及他的祖母，蔡新婶（都是逃生者）及其他人士被带入卜天香的家，卜家的人都被带到不知去向。而我父母则被配到邻近另一住家，兄长李福却不知去向。

　　这时屠杀在四周不同的地方发生，这里哀哭、那里痛苦的惨叫声不断传来，令人毛骨悚然，无限悲戚，接着我那邻近的屋内也同样传出阵阵惨叫声，显然那屋内约20人已无生还机会，包括我的父母亲。

　　我们这一批人已知大事不好，孙建成及其祖母和蔡新婶都躲在房中床底下……”

　　李辉说： “我也下意识地企图设法避难，原来蝗军将邻屋者杀光后，又来到我们这厢押数人过去，同样惨叫不已！

　　趁着日军出去后，我们发现门后有一辆手推车，几个麻袋，即刻潜入该小车后，顶上用麻袋盖着，不敢动弹……只有让时间决定我的命运。”

　　他说，“这厢的人全被押去杀了，屋内除了床底下的人及我，已没有他人，不久又听见日军进屋来，也许命不该绝，日军只拉掉床上的草席和被单便出去了……原来他们拿了草席被单去盖死尸，我感到害怕，也感到悲伤，因为我知道村内的人都被杀了，父母和兄长也难逃厄运。”

　　日军杀人，纵火烧屋

　　“大概到下午时分，日本蝗军杀了人，并纵火烧屋，一切恢复平静，我与孙建成出来，四面笼罩恐怖的气氛，不知应该怎样，也看见许多尸体，七横八竖暴毙荒野，想着为逃命，设法走为上着，直等到7时许夜幕低垂，孙建成与祖母向胶园摸索而去，我与蔡新嫂则向山后跑，很幸运，没有再见到日本兵。”

　　“我们在黑暗中靠着平日记忆和习惯，沿着一条小溪，跋涉数里外，来到俗称‘日本园’附近蔡新婶的家，惊惧交集地度过了一宵。”

　　次晨，知悉日本兵已撤退，一位邻居名叫钱登的赶到蔡新婶的家，告诉说，李辉兄长身中三刀未死亡消息。在钱氏帮助下，去将哥哥李福带回来，可是很不幸，不久之后，李福因伤势过重而不治身亡，使他又由喜转悲。

　　如今只有孤伶伶一人，尝尽家破人亡的痛苦，这是日本蝗军滔天大罪，但在铁蹄之下，徒呼奈何！

　　就在蔡新婶家住下来，终日过着提心吊胆、吃不知味、睡不成眠之生活，不知日本人会不会再来。那时，谁也不敢再到这令人悲绝的大屠场。

　　不过据说： 当时逃出生天的寥寥无几，许多重伤者在痛苦呻吟，只有在尸体堆中挣扎，那一堆堆的尸体就没有人去埋，也没有人敢埋，只有让他们暴毙荒野，任由野兽拖噬，那种情景，实非笔墨所能形容。

　　李辉续称： “钱登是个好心人，也很照顾我们，就这样提心吊胆地过了41天，我忍无可忍，坚持必须再到大屠场去凭吊，也希望找到父母的骨骸，将他们设法入土为安。”

　　死尸腐化，臭味冲天

　　在钱登帮助下，李辉与钱登到当日他父母被杀害之屋内，在堆堆尸骸中，40多天了，尸体都腐化了，阵阵臭气熏天，就在尸堆中，他认出了父母亲骨骸，悲痛欲绝、哭不成声。

　　他之所以能认出父母，全靠当日他们的衣着，只有衣服裹住令人心寒恐怖之骨骼，还有一些腐烂肌肉粘在骨间，在钱登帮助下，将父母的骨骸收入瓷缸内，将它安葬在庇朥中华义山之原，以了却一件心事。

　　不要在这个伤心地住下去，和平后，他终于离开了港尾，稍后到新加坡去工作，就在新加坡落地生根，目前他已是新加坡公民，也子孙满堂。

　　他表示，转眼已46年，什么都化了。但当年蝗军惨无人道之行为，却永远烙在心中，这次有机会赶来与一些同命人重逢在一起，又悲又喜。

　　往事已矣，日本反战学者能大义为怀，愿他们实地考察清楚，将事实向日本下一代作出交代，希望日本黩武主义者应该懺悔，无人道之勾当永远受世人所谴责。

　　李辉也希望蒙难家属不论谁受邀到日本去佐证当年的惨事，必须负起此项神圣任务，能将有关之一切，确实向日本社会公布，使许许多多冤屈得以伸张。

　　（参见本节案例12）

　　曾耀华对日本兵恨到咬牙切齿，当年发生在她家中的三尸四命惨剧，她永远不会忘记。

　　11． 1988年4月16日《新生活报》，严常： 《店东出钱孤女葬亲——十六死人装垃圾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