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想从一个角度揭露林彪、“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行，反映广大干部、群众同这些害人虫的斗争，并总结出一点经验教训，以防止文化大革命”或类似浩劫的重演。如果它能为上海的中共党史研究，为从事“文化大革命”历史研究的有关研究机关及专家学者提供一些资料和参考，我将感到无限欣慰。——陈丕显

　　解放后，江青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她虽然挂着中宣部文艺副处长和文化部电影局顾问两个普通的头衔，但由于身份特殊，谁对她都是客客气气的。过去江青来上海，大多为隐居休养或治病，很少接触生活圈子以外的人，偶尔外出，也是搞得神秘兮兮的。

　　1966年10月7日晚，叶群从北京打来一个电话，找谢志成。志成当时恰好不在家，于是我接了电话。叶群先客套了一番，问我身体怎样，小谢和孩子可好等等，接着就转入正题。她说：“中央要开工作会议，中央和林总、江青对你很关心，希望你能参加。

　　从1967年1月12日被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一手培植、完全操纵的上海“工总司监禁之后，我便“四人帮”非法设置的“铁窗”里度过了将近八年的囚禁生活。每当我回忆起那恶梦一般不堪回首的囚禁生活，我心里就有说不出的痛楚，也有诉不完的感慨！

　　从小津第一次见耀邦起，耀邦就多次要小津转告我，要保重身体，要充满信心，要相信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的，要相信很多老同志都时时刻刻惦念关心着我。耀邦特别让小津告诉我，解决我的问题比解决任何其他老同志的问题都要难，因为当时“四人帮”王、张、江、姚都还在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