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在电传里问：什么因素、什么时刻使你萌生了、确认了要当一名“艺术家”的想法？

　　我不知道，也不记得。至今我羡慕能够留起络腮胡子的人，我真想知道是什么因素、在什么时刻，他们的胡子开始“萌生”，并 “确认”为络腮胡子，而我却没有。

　　编辑又问：面对现在艺术学院最年轻的艺术学生，如果他不知道您，会如何？

　　在今年出席的几次座谈会上，“最年轻的学生”递给我的字条会这样的提问：“请谈谈您的初恋，还有中年的欲望。”底下加个小括弧，歪歪斜斜写着：“一定要回答呀！”我“会如何”呢？我说，在我的青少年时代，男生女生根本不讲话。至于中年的欲望，请诸位等到中年再问吧。

　　编辑还问：听说两次您的流泪，一次是在伦勃朗画前，一次是在学生面前。

　　胡说！我从未在“伦勃朗”或“学生”面前流过泪。在别的 时刻或场合，我确曾纵容过自己的眼泪，有时，那简直是欢欣的经验，但除非“刑具伺候”，我绝不招供详细，直到我愿意将之转化为别的叙述方式。罗兰·巴特在他追念亡母的著作《明室》中，母亲以及母亲的照片是贯穿全书的话题，可是在书中的大量照片里既没有他的母亲，也没有他自己。他坦白，但什么也没交代。他说：

　　“我要发表心灵，而不公开隐私。”

　　年轻的达利初访毕加索：“先生，我今晨抵达巴黎，没去卢浮宫，先来看您！”

　　毕加索应声答道：“你做得对！”

　　艺术家自当如是看自己。凡·高同志要算是倒霉的，但他在给亲兄弟的信中说：“有一天，全世界会用不同的发音念我的名字。”

　　这算是“隐私”还是“心灵”？20世纪初，据说散在巴黎蒙马特高地的“盲流画家”中有位老兄每天早起将脑袋伸出阁楼天窗对着大街吼叫着：我是天才，我是天才！

　　看来我不配是个艺术家，不因谦虚，或因我是中国人。少年时，我在穷山沟里好像曾经躲进被窝偷偷默念过“我是天才”之类谵语，因是过期太久的陈年“隐私”，可以“发表”，聊供读者笑一笑。当代中国艺术家总算敢于公开求声名，放狂话，遑急旷达，旷达而遑急，似也渐与西方人连同一气。我就不止一次在国中关于艺术的文字中读到引自安迪·沃霍的话：

　　“每人出名五分钟。”

　　二十多年前，我时或被人告知我已出了名。近年回转来，小小美术圈的同行居然依旧记得“陈丹青”。只是这点若有若无的小名声，与“我自己”有什么关系？是什么关系？每见围上来要求签名的“最年轻的艺术学生”，我总是感到委屈而失措：替他们委屈，替他们失措。我签，但即便是伦勃朗或毕加索此刻坐在正对面，我一定不会走上去要求签个名。我会目不转睛看他们，假如能够，我愿为他们捶背，洗脚，倒尿壶。齐白石说他甘愿给青藤八大磨墨理纸当走狗，绝对真心话。

　　编辑的电传还说：即使现在，也有人不断在对《西藏组画》做解读。不见得吧，要真是那样，我该怎样解读这“不断的解读”？那是我的“声名”还是“我自己”？关于那些画，倒是四川美院一位学生说得最痛快。他生长在拉萨，与我老交情，看到后来一拨拨画家跑去画西藏，他脱口而出：打倒陈丹青！

　　上个礼拜我遇见了陈丹青，真的！还是在湖北，讲座过后，同学们又挤过来要签名。忽然人丛里钻出一位能说会道的小姑娘，江西人，属羊，与我闺女一般大——大家哄笑了：原来这姑娘与我同名又同姓——名叫“丹青”的同志我知道好几位，同名同姓，现前面见，却是第一回——我们彼此瞪着，傻笑，不知如何是好。她要是个男子，与我同龄，我就可以模仿安迪·沃霍聪明而善良的恶作剧，聘请这位陈丹青为我抛头露面开讲座。不是吗？在众人的朗声哄笑中，我俩终于并排站站好：这回是我要求与“陈丹青”合个影。

　　临了，陈丹青同志一定要我为她写句话，我就写：

　　丹青：你怎么也叫陈丹青？接着签了我的名。

　　但随即我就后悔了：凭什么人家不能也叫陈丹青？我该这样写:

　　丹青：我也名叫陈丹青。 （2000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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