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应该向那位大清国老兵丁好好学习(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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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退步集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陈丹青 | |
| 他们说起朋友时,十之有九不是朋友的名字,而是对方家长的名字,这些名字不用介绍,譬如刘少奇、邓小平、邓颖超、陈毅、彭真、叶剑英,等等,等等,等等;另有一批家长的名单也无须介绍,譬如郭沫若、老舍、曹禺、胡风、郑振铎、吴祖光、徐悲鸿,等等,等等,等等;还有一批名单恐怕也无须介绍吧,譬如傅作义、蒋光鼐、梁启超、梁漱溟、章乃器、黄炎培、马寅初、梅兰芳、齐白石、张伯驹,等等,等等,等等。 在上海、台北、香港以及海外,也住着不少民国共和国政要名流的后人,但没有一个中国城市像北京这样,密集居住着这么多历史人物的家属。他们有的闭口不语,从不说起以上人物,有的对于上代未曾公开的轶事或屈辱如数家珍……今日出版盛世,你可以在无数书籍中读到北京的“文化记忆”,可是很难读到关于以上人物真实生动的描述。 譬如今年初夏,北京播放大型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其中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解放后借住亲戚张伯驹家里十六年,死在张家。大家知道,民国年间张伯驹变卖房产,购买晋唐时代的稀世文物,解放后又将文物捐献国家。可是他晚年怎样呢?我有一位京城朋友曾是张伯驹的忘年交,说起这位民国公子的最后岁月——70 年代末,张老先生每天醒来头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机,对着所有节目张嘴傻看,除了吃饭,一刻不离开,直到夜里上床睡觉,直到死,天天如此。 我们应该请张伯驹之流来参加这次会议。但从他晚年的故事中,我们看见,北京的文化记忆,他个人的文化记忆,在他身上似乎冻结,终止,没有意义了。 我不懂历史,更谈不上北京的“文化记忆”。我对北京甚至一点也没有“都市想像”——北京的“都市想像”可不是谁都可以“想像”的,它需要的根本不是“想像”,而是权力——1949年以后的北京“都市想像”,首先是,也只能是毛主席的“都市想像”,例如拆毁城墙、到处建立苏式工厂之类,而他的想像全部实现了。改革开放后,北京的“都市想像”是历任市长譬如陈希同、张百发,以及今日王岐山等等连同大群开发商及所谓国际建筑大师的宏伟“想像”,例如“民族风格”的建筑大盖帽、拆毁胡同四合院、起建歌剧院、奥运会场、中央电视台之类,他们的想像,也全部实现,或正在实现中。 总之,在北京,我看不出北京居民的“都市想像”,北京居民的义务是尽快配合大规模迁移,他们被“请”出北京,落户郊外,将他们在北京城所剩无几的“文化记忆”尽快抹杀干净,实现政府的“都市想像”。 算回去,民国北平的“都市想像”,是将古老帝都改造成一座初具规模的现代城市;1949年后的北京“都市想像”,是将这座初具规模的现代城市改造成革命化、军事化、乡村化的城市。1979年以后的北京“都市想像”,是将这座点缀着古都遗迹的准共产党城市化妆成香港化、美国化的摩登城市。今天,北京以无数欧美城市、街道、小区的名字,命名北京城无数角落——北京过去二十年的变化,远远超过了北京的想像力、全中国的想像力,甚至全世界的想像力。 自然,“都市想像”也意指反方向的,历史的想像,在字面上可与“文化记忆”是一回事。我不是学者,以我的十二分非专业的定义,只要发生过的事情,哪怕是关于昨天,都应该算是“记忆”,波兰导演基斯洛夫斯基甚至宣称“未来也是记忆”。可是诸位知道,关于北京的想像也好,记忆也好,只要是在北京地面上,最好不要随便“想像”。大致说来,凡越是遥远的、消失的人事,越是安全的、可说的,越是切近的人事,则糊涂一点,能不说,就别说。 胡风在1949年写过一首献给新中国的诗篇,其中有一句话: “时间开始了”,意思是说,1949年以前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哪来记忆呢? 五十四年过去了,情况与胡风的意思正好相反:1949年以前的 “时间”与“记忆”循序恢复了,反而是“时间开始”后的这五十四年,还是最好不要随便记忆吧。今天,我仔细看了本次座谈会的每一篇论文题目,“时间”全部指向1949年以前,全是被准许的“文化记忆”。 这很像是老人的记忆:越是切近的事情,越记不得,越是早先的事情,记得越清楚。北京是一座古城,或许正需要这种“局部失忆”的记忆。也好,北京的变化,是持续消除记忆的过程,我们先来试着恢复纸面上的零碎记忆吧——那位前清的老兵丁尚且终身守护自己的记忆,我们是不是应该向这位大清国的禁卫军小兵丁好好学习?! (2003年10月22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