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到我这一代人表达自己时，可能不会像吴先生，我对“使命感”，对所谓“忧患意识”，在表述时会不一样。你们可以认为我有忧患意识，我却可能有一种对“忧患意识”的“忧患”。

　　鲁迅早就讲过，到了你摇笔杆写点东西、说说话，已经说明你没用了。真正做事情的人，闷着，不说话，就这么去做了。我现在两个态度，一是说话没用的，所以第二，保持说话 ，这是最后一点权利，如此而已。

　　西方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也已经从二战前的道德语境走出来。他们清楚事情比我们了解的更复杂。西方人在启蒙时代以来大致认定知识分子是社会大众的启蒙者，可是两百年过去，知识分子进入另一种成熟。本雅明认识到“过去的统治者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失败过”。这就是成熟。知识分子经常是统治的合作者，所以部分知识分子的成熟体现为远离这种合作关系、权力关系。今日西方艺术家大致的自我定位是“多余的人”，他不对这个社会负责，美国很多艺术家从来不选举，他与权力划清界限。他用作品向社会说话，或者直接是言论。

　　中国暂时不能实行西方那样的言论制度，但空间比以往多了，我在这个空间里，至少有和你胡扯的一点自由，这是进步。

　　现在的教育体制下，一个学生从本科到硕士、博士，可能是讲师，讲师到副高，然后多少教授。花钱买版在杂志上发表，这样才能过关。所以这些教授没有时间去上课，去关心学生。我采访过陈传席教授，他说有的学生半年还没见过老师一面。当然我们也很同情这些教授。你想，到了六十岁，还评不上教授怎么办呢？学生也是这样的，他们也很痛苦。你在美国呆了十八年，回来以后，你是否有过试图改变这些现状的想法。

　　陈：我不会天真到以为我能改变状况。教育体制荒谬，背后是巨大的现实：人口、就业、种种国情……所谓人文艺术只是摆设，应景。不能改变的，不然多少饭碗就砸了。课已经排好了，你几月几号几点在哪个房间教课，量化管理，行政规则，不能违背的，就像过去必须粮油管制一样。你在混饭吃，为了众人的饭碗，你得守规矩。

　　所以做不成什么事情。第一，我要什么学生，自己没法决定，我不要什么学生，也无法决定。这第一步，我已经彻底失败，其余根本谈不上。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所有学生进来前全给教过了，不是被哪个老师教过，而是被那个大环境整治过了，被那个大语境熏了多少年了，跑进来，然后要我调弄。虽然他们可能是冲着我来学的，但这是个很别扭的过程。等于这件衣服做好了，要我来改这件衣服，我还不如重新做一件。

　　培养出一个大艺术家，培养出一个优秀美术工作者也很难。

　　陈：这是个世界性的问题——学院到底跟艺术是什么关系？国外也有教条，也有体制……

　　我根本就怀疑“培养”这句话。凡·高谁培养他？齐白石谁培养他？蔡国强、艾未未谁培养？未未老是逃学，谁教过他弄建筑？我对学院教育绝望，我对出人才一点不绝望。

　　作为一个艺术家，你觉得这样的一个环境是不是要去游离，你没有办法去改变，最佳的生存状况是什么？

　　陈：没有一个“最佳生存状况”。美国、西方，都没有，能否 “最佳”，还看个人。现在空间还是好多了，即便在体制里，我行我素还是办得到，你在学校里混，开心，不开心，看你争不争。我不想当官，不谋什么别的利益。我没有什么野心或欲望非要靠学校来给我弄到它。没有欲望就好办。我会愤怒，但我不苦恼。一切苦恼是因为你要争。

　　你觉得对你个人来说，你是继续留下去还是会再次离开？

　　陈：我会做个选择。我搭进去的是时间。

　　因为你毕竟还是个艺术家。

　　陈：我不是个艺术家也没关系。

　　对艺术，我相信你不可能无动于衷！

　　陈：那是我的私事。

　　那么，如果让你回到学生时代，做一回学生，你会怎么样以一个学生的立场感受这一切，比如学院的教学，学院的体制。

　　陈：我如果活在今天，还是一个十五六岁学生，死路一条。我痛恨上课，痛恨考试，痛恨一本正经，痛恨煞有介事。

　　那你作为一个老师，你会对学生怎么说？

　　陈：就像现在和你们说话一样。

　　就说对后学有什么忠告吧！

　　陈：我没有资格忠告别人。我非常矛盾，因为现实很矛盾—— 第一，我对考生说，好好啃外语，上大学，将来混饭吃，别做傻×，别学凡·高。你鼓励孩子对抗体制，你就害了他，他无法承受后果的。第二，上学归上学，但别把中国当代艺术教育太当真。

　　好在眼下除了学院，社会空间越来越大。你以为年轻人心里不明白吗？我遇见几位年轻人，比我孩子还小，一两句话就把今日的现实说出来。他们很明白，比我年轻时明白多了。我很注意听取年轻人的话。我瞧着他们怯生生地说，发现年轻人是我的老师。 (2004年4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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