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我自己”起的题目——事情是这样子：《收获》杂志明年改版（真抱歉，我从未读过《收获》），编辑说是要开辟作家或艺术家谈论“自己”的专栏，在电话里几番情词恳切向我要稿子，终于推托不过，我说，非要写，出个题目，发几句问吧，于是电传传过来，给了这题目。

　　我不愿谈论我自己。我的家不挂自己的照片、自己的画——不为什么，也没想过为什么 。平时偶尔发表文字，编辑索要照片，我也不寄。不知起于何时，中国的书刊作兴发表一张以至一张以上的作者照片（十九彩色，彩色照片真难看）。我不明白：为什么要麻烦读者看自己？你怎么知道读者愿意看见你？

　　可是好几位编辑语重心长劝过来：“随俗吧！这是读者的愿望。”

　　谁是读者？他们在哪里？就算真有读者坐在我跟前，我也不知如何“说说我自己”——人只要是坐下写文章，即便写的是天上的月亮，地上的蒿草，其实都在“谈自己”，而我是读到文章里出现太多的“我”字，便起反感，因我向来怕见进门坐下滔滔不绝大谈自己的人。

　　今岁我回国存身，不走了。人一旦成了所谓远来的和尚，归国的游子，即便仍是黄脸一张，“读者”总不免过来瞧一眼——采访，座谈，约稿，热乎乎地，都是抬举，都该解作善意。好吧，豁出去，我就三陪小姐似的陪一阵，陪过一阵，总会四散的吧，然而难办的是临了还要提供自己的照片拿去印，怎么办呢，挨得过初一挨不过十五，我终于屈服，就范，随了几回“俗”。新近接受 ELLE杂志（即叫作《世界服装之苑》）的采访，就给要去几张与家人一起的照片，因编辑说是要给读者“亲切感”。事先征求女儿的意思，不料她就高兴叫道：YES！同学们可以在ELLE上看见我！——她倒预先知道谁是她的“读者”了，而且中文版ELLE拿到美国去，怕是比法文原版还吃香。

　　自己拍照自己看，没什么。谁手边没有自己的相片呢，可是一朝发表流布，譬如在ELLE连篇累牍的朱唇、香肩、玉臂、秀腿之间忽然撞见“我自己”，我登时变成身份不明的“读者”——昨天， 11月号ELLE上了市，封面是美国影星“甜宝贝儿”布兰妮，侧身斜睨着，一对丰乳在滑亮的铜版纸上几乎跌出来。打开，翻下去，心惊肉跳，闯了祸似的：“我自己！”

　　在“我”与“自己”的画作之间，感触怎样呢？9月，我的个展在北京展过，10月即开始了从湖北发端的巡回。在武昌那个空阔陌生的展厅，我又目睹一百六十多幅大大小小自己的画从货柜里一件件取出：有点亲腻，有点烦。二十年来年年办展，自己的画，自己早已看熟、看厌，每当这样的打点布置自己的展览，我多少像是置身事外，并茫然惊异于自己的冷漠。这茫然的惊异，外人不易觉察，我心里是知道的，此刻无妨说出来：那其实出于一种难以弃绝的自顾与依恋，仍算是轻微的热度吧。

　　但这都是后台的“内心活动”，纸面上的“文字处理”。人在现场，“我”与“自己”往往还是不知如何坦然相处，犹如当年初出道。

　　只要有观众，我向来羞于走进张挂自己作品的展厅中去——不为什么，也不知为什么。多年前读到一篇关于马奈的回忆文字：他也竟羞于走近沙龙里自己的画幅跟前去，朋友拉他，他固执拒绝，停在远处。我知道，我岂能自比马奈，但是人同此心。幼年在体育场看见球手投中，满场叫好，那球手却总是埋首疾步跑开去，毫不理会周围的响动，而那神色又分明听见并知道周围的响动的。胡兰成对此自有他的说法，他似乎格外倾心于他的说法，他说：古人箭中靶心的一刻，每在心里叫声“惭愧!”为什么呢？因为此时是“在众人里看见了自己”。

　　放学了，一群小孩子，欢天喜地连打带闹，这时最怕爹娘冷不防窜出来，连名带姓叫回家。

　　贡布里希说：“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是吗？好像是这样。真的是这样。每在大画家的回顾展厅里徘徊不去，我常会想起那位罗马总督手指耶稣说的话：“瞧——这——个——人。”是啊，我常想，真有所谓“艺术史”么？没有这单个单个的“人”，艺术史是什么？

　　在作品上签署姓名的传统是十分晚近的故事，相传始于乔多。乔多的时代，相当于我们的元末吧？中国艺术家的署名史，似乎要久远得多了。但我们可知道兵马俑的作者是谁？敦煌的作者又是谁？

　　“艺术家”一词是翻译过来的。在敦煌与兵马俑的时代，那些伟大的作品并不被看作是艺术，“艺术”一词，也是翻译过来的。

　　纪德（抑或是福楼拜？）说：“呈现艺术，隐退艺术家。”

　　签名只是签名。如今满世界的油画行货张张都签名，在中国，许多作者用的是拼音字母，斜体，飘逸，粗看以为是英文，是法文，其中最快的快手，一天能刷几十张。真的，在行货上，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

　　我长久迷惘于委拉斯开兹的魅力。在他的画中，只见艺术，不见艺术家。

　　小时候翻墙越界，手腕子给大人捉牢了，拽到办公室，桌子一拍: 讲！此刻，我若犯事败露扣在局子里，我将被迫“说说我自己”，正式的说法，即“坦白交代”——我愿坦白，我自认很坦白，只怕我说出的话，编辑、读者不要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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